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科学性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周子勋 作者：admin 责编：
宏观调控除了必须做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落实相协调、宏观调控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相协调等几方面的协调，还要强调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不能从经验主义、主观判断来进行宏观调控。同时，一定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条件和机制。一些大的改革要尽快推进，比如加快推进土地财政改革。
两会热点系列谈之四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答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在财政政策方面，要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35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左右。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
如何达到今年经济“政策组合目标”的最佳效果呢？针对这一话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今年要防止物价反弹
国际流动性的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加大、价格体系的紊乱，等等，都有可能推高物价。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是如何判断的？
周天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从经济增长指标来看，2013年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景气程度比2012年要高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8．5％左右。为什么会这么判断呢？原因有：第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加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速度会高一些，而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转，美国也可能会稳定下来。总之，排除中日之间的变数外，整个全球经济是在升温的。第二是中国国内城镇化的加速。十八大报告已经确立城镇化是事关长远的大战略。当然，城镇化有很多问题，比如拆迁农民权益保护问题、为农民提供教育和公共服务、农民居住、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的推进肯定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第三是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
二是从价格水平角度来看，今年要防止物价反弹。原因有三个：第一，在美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如果中国不同时加大流动性，不多发行货币，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加大，加大中国的出口成本，使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但是如果加大货币发行，以平衡美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就会引起国内的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所以说这是个两难问题。第二，2013年，如果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投资、特别是加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也可能推高物价。第三，我们现在进行的一些价格体系改革，也会影响到价格，比如有些资源是不是开始征收资源税，再如有些基础设施资源的成本上升也会影响到物价，包括水电，以及改造炼油厂来降低PM2．5，所以必须理顺价格体系。从国际环境来看，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依然是国际流动性的增加。此外，国际上的影响还包括2013年粮食、石油、铁矿这些资源大宗产品的价格走势。而价格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房价。从现在来看，一线城市价格上涨势头比较猛，对此，一是要防止一线城市房价反弹；二是要防止带动效应，避免一线城市房价带动二三线城市房价提升；三是要防止房价带动地价、地价推动房价这种恶性循环。
三是从就业形势来看，2013年应该有好转的条件，一是景气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二是劳动力总量去年是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再加上城镇化的推动，以及高铁投资项目的推动，就业机会应当会缓解。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呈现为农民工的就业反倒宽松，而大学生就业形成恶化，从今年年初大学生签约的情况看，签约率下降，工资水平还不如农民工工资高。另外，劳动力宏观需求受到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些制造业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可能就用自动生产线替代，例如富士康利用生产线代替劳动力。这无疑对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是制造业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就减少国内岗位。此外，对小微企业的财政税收、减轻负担、银行贷款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这个状况如果在2013年没有很大改变，甚至地方财政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税费收缴，可能会对就业形成影响。所以我对2013年就业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财政政策重点应放在小微企业减负上
财政政策上不仅是降税，而且要清费。清费必须得中央和地方联动，而且中央要监督地方。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的政策基调可能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和房价进一步攀升，以及过度投资和金融风险的担忧再度浮现，政府开始收紧政策。您怎么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周天勇：我觉得应该总体把握今年的经济形势，进而来实施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现在来看，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信贷规模、利率、存款准备金、央行票据、买卖贴现等。现在的问题是，央行基准利率以及信贷利率变动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信贷的高度垄断，利率是没有市场化的。因此，央行利率以及银行利率的调整可能是影响存款的原因，存款收缩经济，降息就扩展经济。利率变动对几个地方发生强烈的作用，即：房贷、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和存款。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高了，所以下一步的政策操作是，假如物价有上涨的苗头，那么就可以从利息提高的角度加以调控，但是利息的角度有两个难点，一是利息提高了，人民币对美元、日元的相对价格就提高了，所以更容易引起出口竞争成本提高，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更大。二是利率提高可能传导到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的成本就会增加，影响就业。所以随机决策很重要。
而财政政策，现在相关部门认为“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放在小微企业税收的减负上。第一，这一部分企业在整个税收结构中占的比例不是太大，但是降税增加的就业弹性会非常明显。第二，对小微企业提高起征点，有学者认为，营业额可以提高到10万元才开始征税，我认为这些政策应该在全国尽快实行，主要是地方上要坚决执行。另外，财政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费”的控制。有些地方“税”减下去了，但是“费”上来了。 “费”主要是各个政府、各个部门的年检、收费、罚款，如此这样，负担就上去了。所以财政政策上不仅是降税，而且是清费。清费必须得中央和地方联动，而且中央要监督地方。同时，对小微企业的税收，要严格禁止包税制，杜绝收费和乱罚款。
宏观调控需要加强四方面协调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相协调；二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落实要相协调；三是宏观调控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要相协调；四是要密切注视全球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坚持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周天勇：我认为，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有四个方面的协调：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相协调。两者一定要搭配，特别是从现在情况来看，财政政策要调整，不应当仅靠赤字及国债的收缩和放松，而是应当用减税来刺激增加就业、增加消费，我认为这是财政政策的重点。
二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落实要相协调。不能中央在减税，而地方却在增税。这样，中央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增加就业的政策就没有用了。
三是宏观调控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要相协调。过去，我们总是用需求政策来管理经济，比如说经济过热就收缩投资，经济过冷就扩大投资，或者对财政赤字和国债收缩与扩张，形成一种收就冷、放就热的恶性循环。我认为关键就是没有从供给侧设计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供给侧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从现在的就业需要来看，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供给政策。
四是要密切注视全球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我们要随机对应。
今年的宏观调控存在两难
整个宏观调控在客观上有一些难度，一是体制上有一定难度，二是外来的难度。此外，我们在主观上对宏观调控不熟悉，没有科学性。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2013年我国宏观调控面临哪些难点？如何突破这些难点？
周天勇：我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存在两难：第一，怎样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关系。比如，降低房价就必须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如果土地财政制度不改革，地价上升是必然趋势，地价、房价轮番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如此这样，宏观调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们是一个体制要不断完善、不断改革的国家，有些改革涉及到宏观调控，比如价格、利率等，但是这些重要机制的科学利用又受制于现在扭曲的体制。
第二，怎样处理好总量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关系。目前，中央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总量政策，比如利息的降低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下调、贷款规模的扩大或减少，这些都是总量性的。现在来看，财政政策有些是结构性的政策，有些是总量性的政策。比如“营改增”是对整个服务业大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比如某项税率的降低或提高，这是总量的政策。但中国很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要解决就业，解决就业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解决就业主要是小微企业，但是总量政策，有些对小微企业没有用，降低不了信贷成本，甚至贷不到款。所以，我认为处理好总量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是个难题。
第三，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加大流动性给我国带来的两难。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说过。
第四，对农产品的调控，包括对供给、需求、价格、收益的调控。因为农产品的调控是个复杂问题，如果控制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益就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不控制的话，价格就会暴涨，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其实，我们前几年对农产品的调控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有些地方土豆价格涨了、猪肉价格涨了，有人对此认为这是供给过少、需求过大引起的，如此一来，国家层面上就是给更多的母猪补贴，地方层面上则是鼓励农民种更多的土豆，结果到第二年反而过剩，特别是前两年内蒙古的土豆，最后农民赔得一塌糊涂。这说明我们的调控是反向操作的。以前我大学时所学经济学中关于农产品价格的部分，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是，涨价的时候不去管他，农民自然就进去了，不涨价的时候农民赔了，政府要帮助他。而现在却反过来了，涨价时就去帮助他，跌价而农民需要帮助时，政府却没有保护政策，于是涨大进，跌大出，羊群效应，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这对稳定农产品价格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的调控缺乏科学性，那种经验性、盲目性，甚至想象性的宏观调控，可能是不行的。此外，如果国内农产品不够了，不进口就平衡不了，但进口过多了又会对国内的农民收益产生影响。可见，对于农产品的供给需求价格，以及如何处理好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农民收益的平衡，需要综合的调控模式、办法和体系。
总的来说，整个宏观调控在客观上有一些难度，一是体制上有一定难度，二是外来的难度，比如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此外，我们在主观上对宏观调控不熟悉，没有科学性。
宏观调控一定要科学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以及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机制，这些都是科学调控非常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这些难题，您认为如何解决？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除了刚才提到的几大关系的协调，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强调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不能从经验主义、主观判断来进行宏观调控的决策，因为经济的内在性是客观的，宏观调控一定要符合经济趋势、经济规律，一定要科学。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能部门要逐步把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分开，因为职能部门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由它来制定宏观调控政策，要么就是不到位，要么就是走样，要么就是跟其他部门的宏观调控相冲突，所以我觉得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跟部门进行分离，更主要的是由各类智库来分析、提出建议。当然，智库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背靠背的，提出的多种方案，最后由决策者来综合和选择。二是鼓励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机构、人员研究要客观，数据要准确，说真话，不能看领导眼色。既然是政策咨询机构，就是要几个咨询部门背靠背，各自研究不同方案，而且各个部门是中立的，要有不同意见，最后领导从这些意见中来决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宏观调控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第二，一定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条件和机制。一些大的改革要尽快推进，比如加快推进土地财政改革，因为它是影响宏观调控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一方面中央在调控房地产以压低房价，而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利益和冲动却在推动房价上涨。再如，要推行利率的市场化，要打破银行的垄断，只有在这两项改革的基础上，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工具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财政税收体制和行政制度要改革，如税收结构要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财政的宏观税费负担率要适当，政府支出中的行政公务支出比例要逐年压降，只有这些改完以后，财政政策（比如减税、扩大支出等）才能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有效。否则，中央的财政政策调控，最后都让地方的反作用化解没了。
总之，我认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以及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机制，这些都是科学调控非常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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