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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促进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牛福莲 作者:admin 责编:

    伴随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从2010年第一季度起,我国经济也经历了连续十个季度的增速下滑。在我国去年采取降准降息和扩大投资等稳增长措施后,第四季度经济增速转落为升。那么,对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经济形势我们应做何种判断,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时期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经济形势?理由是什么?

    侯云春:今年我国经济可望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世界各主要机构对中国今年经济的预测也较为乐观。我认为,对于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经济形势,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过分悲观,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趋稳回升,但这并未改变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大趋势。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国经济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转入中速或次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不只是增长速度的减缓,而且要求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全面提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发达国家高福利、高消费、高负债的“借贷经济”弊端,大力度和无休止的量化宽松政策虽可短期对经济有一定提振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问题,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低迷期和深度调整期。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环境看,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始。我国采取的稳增长措施,绝不应使经济重回过去高增长的轨道,而是要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两防止、两实现”促经济增长平稳转换

    中国经济时报:要实现经济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我们需要采取哪些必要措施,做哪些方面的适应性调整?

    侯云春:在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中,要审时度势,妥为应对,搞好宏观调控,避免“猛踩油门”、“猛踩刹车”和“猛打方向”,同时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寻找新动力,形成新优势,努力做到“两防止”、“两实现”。

    一要防止经济出现过热。我们长期习惯于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接受增速的趋势性下滑,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试图通过政策刺激使经济回到高增长的轨道,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容易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引发更大的风险。目前,一些地方在绝大部分行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盲目上项目、扩产能、“争先进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值得高度重视。

    二要防止经济硬着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需增幅下降,贸易、投资和技术保护主义抬头,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面临巨大困难。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明显增大。我们应当在努力稳定和扩大外需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底线。

    三要努力实现增长阶段转换的平滑过渡。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一系列其他问题。我们既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经济陡降和剧烈波动,引发经济失衡和社会动荡;又要做好各方面的适应性调整,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平滑过渡,保持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四要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增速虽然下台阶,但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深化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下决心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充分释放制度红利,真正形成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努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换,推进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全面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改革之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您提到要下决心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充分释放制度红利,那么,当前改革攻坚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侯云春:经过多年的改革,在一些较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取得了成效,对一些需攻坚克难的改革领域,尽管大家已形成改革共识,因会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改革仍具有难度,但从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仍要下决心推进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即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当然,市场作用的发挥与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如果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那么政府和市场之间就会出现制度“真空”,会出现“一放就乱”现象,要注意的是,政府和市场及其关系的互相替代和转换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财税体制改革则是当前改革之关键和突破口。相比发达国家多在最终环节征收的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房产税为主的直接税,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主要是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我国的财政体制则是建在这个基础上由“分灶吃饭”沿袭而来的,它们之间的结合,形成了以投资冲动、经济扩张、多收多支的利益格局和行政区经济格局。

    间接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无论产品是否售出和盈利都需要缴税。其好处在于能保证稳定的税源,有利于鼓励经济扩张,在短缺经济及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情况下,这种税收体制曾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到很大激励作用,而这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到处拉项目、招商引资的积极性高涨的原因之一。

    目前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GDP至上等系列问题都与我们的财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冲动投资、不规范竞争等问题的背后原因。

    同样,政府的职能转变,要求政府更多的从过去的直接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向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转变。而这种转变之所以困难重重,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同样也是现行财税体制带来的利益驱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增长转换阶段,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和带有明显“分灶吃饭”印记的财政体制矛盾已逐渐暴露。一些地方从增加税源的角度出发,不断刺激和扩大经济规模,带来的是产能严重过剩和地区产业同构化。

    在当前市场和投资空间逐渐减少、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如果不进一步深化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稳定和谐将会带来不良影响,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将很难进行。

    我认为,财税改革可能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是牵动诸多领域改革继续深化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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