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转方式主导的调整期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张立群 作者：admin 责编：
2013年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我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期
在2012年的运行基础上，预计2013年市场供求总量进一步趋于平衡，经济增长和价格涨幅大体平稳。
——市场需求总体趋稳，经济增长率预计在7．5％—8％
世界经济低位震荡调整，出口增幅预计在10％左右。 2013年政治周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体结束，债务危机继续发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使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通货膨胀阴影挥之不去。受就业和收入、信用透支能力的制约，预计美欧市场需求总体仍将保持在较低增长水平，房地产、制造业以至整个实体经济的恢复之路艰难而漫长。世界经济仍将在深刻的结构调整中低位震荡徘徊。美国财政悬崖和欧债危机引发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概率仍然较低。在这一形势下，考虑我国出口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以达到10％左右。
投资增长趋稳，全年增长预计在20％左右。受“稳增长”相关政策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预计将恢复到18％左右；受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将继续恢复，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规模预计将有一定收缩，综合分析，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望保持在18％左右；在经济增长趋稳，企业转型升级活动增加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长将大体平稳，增长率预计在22％左右。综合分析，全年投资增长可能在20％左右。
消费增长大体平稳，实际增长率预计在11．5％左右。随着经济增速下台阶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活动的发展，预计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将逐渐受到一定影响。消费增长率将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在继续控制投机、投资性买房需求，支持自住型买房需求的背景下，预计房地产需求继续温和恢复；汽车市场需求也将有一定恢复，但不会很高。受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支持，预计消费大体保持平稳增长，实际增长率预计在11．5％左右。
综合需求因素分析，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率在7．5％—8％之间。
——我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
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受其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和经济运行特点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与 2002—2008年的经济高增长相比，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大势。
首先是市场总体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第一，外贸出口市场扩张速率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 2001—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2008—2011年降低到3．8％，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扩张速率明显减慢了。另一方面，经过持续快速扩张，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针对国际市场的生产和供给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内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了调整期。 2002—2010年，轿车产量年均增长31．2％，2011年仅增长5．8％，2012年1—11月份同比增长 6．5％。尽管未来汽车市场将有温和恢复，但受城市交通状况、对汽车保有量承受能力的限制，预计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将阶段性放慢。2002—2009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10年较上年增长10．6％，2011年增长4．9％，2012年1—11月份同比增长2．4％。尽管未来房地产销售水平将继续温和提高，但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土地供给潜力限制，实现稳定房价的目标，对买房需求的管理不容放松。预计房地产市场增长速率也将阶段性减慢。这些情况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减弱。第三，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受城市发展空间、地下设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随着产能过剩问题发展、市场风险加大，企业投资行为趋于谨慎，预计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也将阶段性趋缓。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阶段性下降。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这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大改变。
其次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 2002年—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这一变化预计是趋势性的，因此是企业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又一个重大变化。
此外，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阶段性下降。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必然使企业订单增速下降；供求关系改变和市场竞争加剧，必然迫使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必然会改变企业和整体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要素成本的明显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必然迫使企业越来越注意节约人力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投入。这意味着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已经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必然趋势，能否成功转型，已成为企业能否继续存在发展的生死之搏。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各个经济层面生死攸关的现实任务。
从未来的相关条件分析，预计出口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0％左右，国内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8％左右，消费（剔除价格因素）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1％左右。从需求增长角度分析，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7％—8％之间。基于这一判断，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该选择在7％—8％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与要素成本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运行特点、增长水平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推出和退出，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这一变化。随着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这一变化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
要适应发展条件和经济运行特点的变化，努力实现经济由高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平稳过渡，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进入中速增长后的诸多问题，充分利用经济降温、市场竞争压力加大的机遇，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新要求为目标，加快完善经济体制和相关制度。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稳定经济增长
2012年经济筑底企稳与财政货币政策的适度调整有密切关系，继续在7％—8％的增长水平上稳定经济运行，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要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涵养财源为目标，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适当提高中央预算赤字水平，扩大财税政策的回旋余地。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地进行调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通过多种货币政策措施保持基础货币合理增长，通过合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必要的流动性。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要高度警惕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切实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发生。
——努力稳定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积极扩大国内需求
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同时根据房地产调控及运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统筹运用好利率、首付、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率等市场参数的调节作用。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研究开征房地产交易环节的所得税。加快从制度建设上抑制投机、投资性买房需求。加快消除制约城市住房供给增长的瓶颈因素，努力增加热点城市住房供给，促进房地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努力使汽车进入家庭活动与城市建设和用车环境的发展大体协调，以鼓励购车、限制排量、限制排放、限制使用为原则，完善和稳定家庭汽车购买、使用方面的政策，引导购车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
——以提高城镇发展的系统性、科学性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处于自发、粗放和低水平扩张状态。缺少系统性、科学性、长远性。这些方面问题的累积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城镇承载能力的提高，限制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必须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建议由国务院主持制定面向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国土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科学安排城市和产业发展远期布局方案。各级政府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着眼长远、注重质量，“好”字当头，适度超前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下管廊、排水、地铁等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扩大覆盖范围，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实抓好。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建议采取必要的信贷、税收等措施，支持企业关闭、并购、联合、重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促进竞争性领域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限期清理阻碍市场进入的各种规定，尽快在放开市场准入、放松经济性管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注意把产业区域转移与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密切结合，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落实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对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宽带、研发创新基地等先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创新升级后劲。
——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深层次原因是既有体制机制不适应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导致资源优化配置受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是根据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及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必须重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深化体制改革。要全力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建议在国务院设立综合改革机构，具体负责研究、拟定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综合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确保基本民生稳定
针对经济增速降低和结构调整、改革力度加大，必须将基本民生保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要求，重点保障好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加快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基本生存保障线建设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抓实抓好。
预计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平稳变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预计将恢复到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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