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水改土对国民经济城乡要素模块间梗阻的疏通时间： 2019-09-12信息来源：区域政策与稳增长 2019年第3期 作者：周 天 勇 责编：qgy 晓力
摘 要：从城市非农业与农村农业两大模块各自及其之间的人口和要素情况看，模块中淤积很严重，之间流动和循环发生了梗阻，造成城市化的乏力，工业化的停滞，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可考虑采用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方式，构建第三模块，疏通模块间人口和要素的流动和循环，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增加就业、收入和财富等机会，延长工业化时间，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研究”（17BJL002）。
作者简介：周天勇，男，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沈阳 11001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北京 100091）。
一个发展中国家，从经济社会落后状态到进入发达国家，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不断地向工业和服务业配置，城市资金和技术要素不断地向农村流动实现其农业的规模化，即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然而，从数据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信贷和社会投资资金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并不理想，虽然2017年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差距为3︰1，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为4︰1，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流动，还有着很大的压力差，农村和农业中淤积了2.78亿本应城市化的人口和1亿本应在非农业就业的劳动力，然而，城市发展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发生了产能过剩，资金向境外流出压力加大，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收缩，甚至出现了排斥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的情况。在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还较远的时刻，城市化进程却大大放慢，工业化阶段似乎即将结束，出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陷阱”性的征兆。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农业与城市非农业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但是从要素流动看，发生了农村农业模块与城市非农业模块内部人口和要素的淤积，以及要素间流动循环的梗阻。本文认为，从理论上讲，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开拓新的第三模块，大规模增加耕地和其他可利用土地资源，以吸收现有农村和农业模块淤积的人口和过剩的劳动力要素，也转移城市模块过剩的产业，吸收和留住城市和非农业模块流往境外的资金；通过分流目前人口、要素和产业淤积的人口、要素和产业，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城镇非农业的要素利用率，并提高农村模块中耕地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理论从实践方面讲，就是调节水资源地区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发展战略。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
一、城乡两要素模块淤积及其循环梗阻
这里主要分析一下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即虽然有着较大的城乡居民间收入差和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差，但是，如前所述，城镇制造业过剩，向外排斥农村人口和普通劳动力，农村土地因不是资产和农业收益太低，也吸引不了城镇过剩的资金。二元结构转型似乎放缓和停止，城市化和工业化也似乎提前结束。城乡两要素模块中的淤积，以及两要素模块中流动的梗阻，使中国未来较为理想地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1.城乡及农业与非农业模块的要素淤积
农村和农业模块中，我们以人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为增长的资源和要素看，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淤积人口太多，要素组合中，农业就业比例过高，劳动力剩余过度，人均耕地水平太低，信贷和社会资金极度稀缺（见表1）。
可以看出，从人口资源看，与日本、韩国比较，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将常住和户籍平均，2017年，中国农村中人口比例比它们高了22个百分点，在农村中多淤积了30582万人；如果考虑到现在农业技术和装备的进步，农业就业比率比它们也高了15个百分点，在农业领域多淤积了11646万人；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比美国、日本、韩国分别少了1060.35、21.18、11.25亩；而如此多人口和劳动力的农村农业领域，2017年的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5.33%。人口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间的匹配和组合，可以说是极度扭曲。
我们再来看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与日本、韩国同样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城镇人口相对过少，城镇和非农业就业劳动力相对水平较低，工业产能过剩，资金投入溢满（见表2）。
可以看出，从人口资源看，与日本、韩国比较，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将常住和户籍平均，中国城镇中人口比例比它们低了22个百分点，本来应该在城镇中的人口少了30582万人；城镇就业比率比它们低了30个百分点左右，少23292万人；城镇户籍居民的收入边际储蓄率为33%，高于农村居民18%的收入边际储蓄率，在城镇和非农业领域的投资为607046万元，占社会总投资的94.67%。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7%，过剩产能为83635亿元，为当年GDP的10.11%。
2.要素流动压力差和模块间流动的梗阻
就城乡及农业和非农业结构比较，从城市化方面看，2017年城市化的现状为，户籍和常住平均不到50%，比日本、韩国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时滞后了22个百分点；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00元；城镇非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0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收入压力差还很大。从工业化看，2017年，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与人均GDP相当时的日本、韩国相比，高了15个百分点，多出了近1亿人；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31230元，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134383元，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多；城镇户籍居民的收入消费率为67%左右，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为82%左右，57661万农村人口和22240万非户籍城市居民，工业产品的消费还没有满足，劳动力有着向非农业和城镇就业流动的巨大压力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没有完成，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差距还很大，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压力也很大；从经济学的人口迁移和要素流动看，大趋势应当是，中国人口还要从创业就业机会少和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向创业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市迁徙；劳动力要素还要从劳均居民收入低的农村和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向劳均居民收入高的城镇和劳动生产率高的非农业流动。从事业发展、生活条件、工作机会和劳动力收益调节机制看，总体上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业的迁徙和流动，不会停止，更不会出现向农村倒流。
前面已述，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人口如果向城镇转移，住宅条件、居住装修、家具、电器、出行车辆等，对建筑和制造业供给有着巨大的需求。然而，城镇工业发生了产能过剩，制造业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本来创业就业多、收入和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村的城镇，其原来已经进入的农民人口和劳动力反而被挤出城镇，向农村逆流；城镇资金也无处投资，发生了溢满，农村由于土地为休眠和僵尸资产不吸纳城镇的信贷和投资资金，加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和投资风险大而收益低，资金从风险和收益调节看，也不向农村流动，而是大量地向国外流出（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工业产能已经发生严重的过剩，制造业投资机会总体上已经溢满；FDI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比第一个10年降低了很多，而ODI却高速增长，相应地2016年资金外流动规模竟然高达7250亿美元，如果没有2017年开始的对外投资资金流出管制，流出资金的规模会更大。虽然农村和农业中有着50%的人口、27%的农业劳动力，但是，从农村和农业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5%左右看，城镇剩余的资金也没有流入资金紧缺的农村和农业中，反而如2016年农民储蓄通过农村中的一些金融机构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出了30901亿元；而从外出务工的农民人口看，出现了从城镇返回农村的逆流，实际上2014年和2015年制造业相对过剩，去产能开始，加上工厂智能制造替代劳动力，广东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回乡就发生了，2015年返乡334万人，2017年返乡规模在1000万人以上，实际数据还要大一些；2017年外出务工农民工虽然增长1.5%，但是很不稳定。
简言之，农村和农业中淤积了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从城乡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差看，转移的压力很大，但是，从数据看，城镇开始排斥农村的普通人口和劳动力，并且让他们返回农村和农业；农村和农业缺乏资金注入，而城镇的资金更愿意向国外流出，也不愿意投资和流入农村和农业。农村农业模块与城镇非农业模块之间人口迁移，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流动和循环，发生了严重的梗阻。也就是说，现有城镇非农业和农村农业模块和区域里，发生了人口、劳动力、资金、产业的淤积和过剩，而城乡模块和区域间人口、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发生了流动循环不畅和梗塞（见图1）。
二、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在于兴水改土
从经济发展理论总结的规律，以及东亚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看，一个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人口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领域向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流动配置的工业化，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要素从自然分布向配置的市场化，是其经济结构不断转型、经济快速成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现代化国家的三大动力。
1.生产过剩国家扩张历史与中国的余地
我们在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发生了未富而先老化，未城市化而人口迁移放慢，未满足工业品消费需求而发生了产能过剩和工业化结束，陷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费劲的困境。除了过去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所致外，城乡模块各自淤积和相互间流动循环梗阻，是城市化、工业化动力丧失的内在症结。城乡模块淤积和相互间的梗阻，是横在中国未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一大陷阱。
我们对这一陷阱担心的是，不考虑体制阻碍的因素，城镇由于技术进步、智能化经济、资本集中集聚、生产过剩，对拟迁移和流动入城镇的人口和劳动力发生了排斥；而农业由于劳均土地资源太少，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业收益微薄，农村非农业由于聚集和外部经济差，即便将土地交易市场化，城镇资金向农村的流动，也发生了收益过低的阻碍。因而，即使我们在户籍管制、城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城镇居民公屋、农村土地产权、土地要素市场等方面进行大幅度改革，这些体制因素形成的模块淤积和相互间流动梗阻，可能还是难以消除。
如何消化当前农村农业模块和城镇非农业模块各自之中的人口、要素淤积，如何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劳均居民收入差距和农业非农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等压力差还很大的情况下，疏通两模块之间人口、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流动循环的梗阻？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
从分析方法上看，有客观运行描述经济理论，如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叙述价格、供需、资源配置、市场结构的运行，叙述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分配、通货膨胀、失业等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对策经济理论，观察调控经济效果的，如财政、货币和供给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调控经济理论。而遇到上述国民经济城乡模块淤积和梗阻问题，可能还需要大格局的部署和行动，才能解决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从战略分析的视角，去思考和研究经济对象。
如果我们将抽象的全要素生产率立体化，它可表达为在一定的物理空间里，人口、劳动力、土地、资本、水、光热、风能、矿物等资源的组合。当然，自然的风、水和阳光丰富并可再生，除非它们通过人工技术、装备和工程转化被人类利用有价值增值外，虽然使用价值很大，一般来说，经济价值可能较低。
一个设想是，在现有的农村农业和城镇非农业存量模块之外，能不能再构建一个人口和各种要素较为空白的模块呢？
从全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从落后状态向现代化迈进时，在发展的初期向外销售低级产品，积累资金，在开放中推进工业品进口替代，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又重点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将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也卖到较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和后工业时代，跨国公司兴起和发展，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和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在全球布局其产业体系。而随着更加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过程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建设自己的制造体系，发达国家也想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几乎所有的国家想将其产品销售到其他国家的市场上。
同时，世界技术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两个影响全球供给、分配和消费重大的变化：一是技术进步替代工作机会，生产能力与劳动收入及消费之间发生不平衡。网络、移动通信、大数据、极速运算、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技术的发展，使技术、生产线和机器人，开始在工业，甚至在服务业中，大量地替代普通的劳动力，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劳动者失去了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机会，而技术和资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因此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向全球蔓延。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成为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收入和财富向上流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群体之中，而多数人占有的财富和收入相对越来越少。而富裕人群收入边际消费率越来越低，边际投资率越来越高，他们的投资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来和供给更多的财富，而不富裕及贫困人口收入的边际消费率较高，但是，其消费的支付能力却较弱。于是，较少人数所有的资本和技术创造的财富，不能被较多人口的不富裕人群所购买和消费，导致了生产过剩。因而，今天我们不可能将中国生产的产品用向外输出的方式替代国内增长动力的减弱。何况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世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逆转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和反全球化的时期，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是其最为代表性的体现。
我们与日本、韩国等人口密度较高、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地理纵深回旋余地不大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96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包括广阔的领海区域。144亿亩全部陆地面积中，已利用耕园林草等农用土地为96.8亿亩（耕地为20.23亿亩），交通工矿、城镇、乡村等建设用地为5.86亿亩，已经利用的国土为102.7亿亩，其中低利用率的草原为32.9亿亩。未利用土地面积为41.3亿亩，包括干旱土壤地、沙漠、戈壁、秃山秃岭等。低利用率的草原和未利用土地占到国土面积的51.53%。
从表4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虽然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人均密度比韩国、印度、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国都要低得多；每平方千米GDP产出，也要比韩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低得多，并低于人口密度比中国还低的美国，高于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印度。从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和每平方千米GDP产出水平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国土纵深和空间，以及扩大国土利用面积和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回旋余地。
2.中国发展的第三模块空间
水是人口、农业、农村、工业及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3000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
中国水资源分布的主要特点是：（1）总量并不丰富，人均占有量更低。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有量为224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的1/4，在世界银行连续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居第88位。（2）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中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地区。（3）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害频繁。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四个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连续丰水或连续枯水较为常见①。
土地是财富之母。中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人均耕地1.46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9.7亩左右，为日本的1/3，韩国和中国台湾的1/2，不到美国的1/100。人均国土地面积与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水平并不低。但是，人均和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则水平很低。从未利用土地情况看，规模近40亿亩，其中荒草地、盐碱地、沙地、裸土地等35.15亩左右。有学者估计，除现有的耕地之外，中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约5.3亿亩，大多地处生态脆弱地区，其中干旱、半干旱地区占61.3%②。西北和北部干旱区是中国干旱草原地、干旱土壤地和沙漠地最为集中的地区，约占全国干旱草原地、干旱地和沙漠地总面积的80%以上。
中国的人口、村庄、工业、交通和城市等，都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部有限的拥挤的地域中。胡焕庸线是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大致为倾斜45°的直线。该线将中国地域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东南半壁以全国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西北半壁以全国64%的国土居住着4%的人口，人口密度极低，主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据陈明星等学者的研究，从1953年到2010年的变化来看，东南半壁的人口比重从94.80%下降到94.41%，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从5.20%上升到5.59%，两部分的人口比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密度都有一定幅度增长，分别从139.51人/km2和5.83人/km2上升到325.84人/km2和14.68人/km2 ③。
可利用国土，客观天赋方面上需要有土地、地质（平坦还是陡峭）、水、阳光、生长期（长短）等资源和条件；人类能动性方面需要有人口、资金、技术和市场等要素和配置机制的匹配。如果将中国的区域分为7大块，从人口分布和天赋资源、条件及其匹配看：东北地区人口较多而较为老化，水资源东中部相对充沛，西南部降水量下降，土地资源和光照资源相对较多，作物生长期相对短；华北地区人口北少南多，水资源相对稀缺，其西北部降水量减低，土地相对较多，平原面积较大，光照资源丰富，作物生长期适中；西北地区国土面积很大，人口稀少，水资源特别稀缺，光照资源丰富，生长期适中和较短分布不平衡；华东地区人口特别密集，水资源丰富，土地平整，平原面积较大，人均土地资源较少，光照资源一般，温热时间适中，作物生长相对较长；华中地区人口较为密集，水资源较丰富，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少，平原和盆地面积较大，光照资源一般，温热时间较长，作物生长期也相对较长；东南地区人口特别密集，水资源特别充沛，冲积平原面积不大，丘陵山区较多，人均土地面积很少，阴雨天气多，温热时间长，作物生长期最长；西南地区人口从西到东稀少到密集，水资源特别充沛，人均土地面积较少，高原峻岭面积较大，平原面积较少，一些地区温热时间较长，从西到东作物生长期逐步变长。
三、构建第三模块与疏通模块间的经济循环系统
通过前两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乡村农业存量模块与城镇非农业模块间人口、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淤积，及其之间人口和要素流动放慢和循环梗阻问题，不仅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口和要素配置空间组合过于扭曲、生产率极为低下等症结，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以下两大思路。
1.利用工程学思维建立第三模块
从物理学学理上讲，A库和B库各自淤积及其之间的流动梗阻，可由构建C库并与A库和B库连接管线导流，吸纳其淤积，形成合理库容和之间的落差，恢复其流动。经济学城乡和农业非农业模块间的淤积和梗阻问题，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去解决。如果现有城乡及农业和非农业模块淤积以及流动循环梗阻，可以考虑在二者之间建立一新的人口、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组合较为空白的第三模块。其作用在于：一方面，调节水资源地区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或者转用干旱草原为耕地及建设用地，初始投入较高的边际劳动收益率和边际资本收益率，吸收农村和农业模块中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要素，引入过剩的资金要素和产业，使人口、土地、劳动力、资金、产业等形成新组合，形成逐步发育和扩大的全要素组合生产模块。另一方面，由于其吸收了一部分农村的存量人口和劳动力向新模块迁移和流动，原来农村和农业模块中劳均耕地要素比得到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其恢复吸引城镇资金进入农业的功能；而从城镇模块看，由于新模块吸收一部分城镇过剩的资金和产业，存量中的资金和产能淤积、拥挤和过剩程度下降，特别是增加创业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农业模块中和新模块中转移人口和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给城镇中的产业创造了市场需求环境，而且资金和产业向国外流动和转移的压力也大为下降。城镇有很大可能恢复吸收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能力。这样，既构建了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块和空间，又使现有的城乡和农业非农业之间，人口、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恢复了双向流动，也使国民经济增长获得了要素配置改善和要素利用率提高形成的潜能。
可以看出，就表4的数据比较，中国国土承载的人口密度，要比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要低。但是，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却要比它们低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由于户籍、公共服务、居住、土地等体制障碍，人口向城镇迁移还是过缓，人口在农村中淤积，劳动力就业在农业中的比率太高；二是一些待开发的土地，或者一些用于干旱草原的土地，没有通过调节水资源的分配，进行改造和提升使其变成可供种植和建设的用地。反过来说，如前所述，中国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回旋余地还很大。
第三模块从地理空间上讲，主要在中国北纬35°到45°之间，重点开发和扩大的发展空间为：华北的山东、河北，华中的河南，以及环渤海、黄泛区的盐碱地改造；内蒙古中东部适宜于耕种的干旱草原地改水提升为可耕种地，中西部沙漠地改造成为宜粮宜林地；改造晋北、陕北、宁夏、肃中和河西走廊干旱地和沙漠地为宜林地和宜耕地；新疆中南部，特别是塔里木、吐鲁番和准格尔三盆地，引水滴灌改造干旱土壤地、沙漠地，再造数亿亩粮田，并扩大树林灌木等绿化覆盖率和水系湿地生态涵养面积。
从最主要的水资源调节和土地要素形成方面看：向干旱土壤、沙漠、草原（可改造为耕地）、盐碱和戈壁等地域，调节水资源750亿立方米左右；通过修建和形成提高云层降水率、截留丰水流域河水资源、海水淡化、地面水渠、地下输水管道、提水泵站、分水管网等工程、设施和装备体系；以滴灌方式输送给农业和林业，以自来水方式输送城乡生活用水，以普通水方式供应工业等用水，污水再处理后形成中水补充和供给地下水和地面树林、灌木、湿地等生态系统；形成8亿亩到10亿亩耕地，1亿亩到1.5亿亩园地，6000万亩到8000万亩建设用地。大体上，我们通过改造和提升途径，可以增加9.6亿亩到12.3亿亩农林、生态和建设用地，其中的70%左右来自于对未利用土地的改造，30%左右来自于对干旱和低利用率草原的提质和转型。调水改土、增加国民经济新发展空间，就是为了迁移和吸收目前农村过剩人口、水库移民、扶贫异地搬迁人口、复员军人等劳动力，并吸引和转移城市过剩的资金和产业，使其更多地留在国内投入。
农业中目前的人口和劳动力，一部分流动到新经济带的农业领域，进入新城镇，留下的劳动力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目标是，到2035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目前的26.5%下降到3.55%；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调整一些干旱草原地为耕地等，增加10亿亩耕地，加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农业就业劳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9.9亩提高到2035年的128.6亩，非农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从4.27∶1降低到1.8∶1（见表5）。
2.调水改土的经济增长潜能
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增加国家和居民的资产及财富，获得经济增长潜能。调水改土，增加可利用土地，加上产权改革和市场交易，居民以地为本创业和投资，特别是对投入、增值的土地再配置交易，在新的土地上兴办农场、养殖场、果园和鱼塘，投资宅院别墅，创办加工企业；兴建客栈、酒店、小加油站、发展观光休闲养老农业，将会极大地调动居民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使他们从仅有劳动体力者变成有财富者，从只有使用生产和生活资料者变成有资产者。
从土地财富和资产看，增加8亿亩到10亿亩耕地，价值为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增加1亿亩到1.5亿亩园地，价值为15万亿元到22.5万亿元；增加6000万亩到8000万亩建设用地，价值在120万亿元到160万亿元，加总后，总价值将为175万亿元到232.5万亿元。如果从2019年开始，到2035年结束，17年中，每年平均可增加10.29万亿元到13.68万亿元土地财富。
假如每年平均改造，其中有6‰的土地交易，20%的土地进入投资创业和资本化，并假定土地的年平均溢值率为4%，资本生产率为15%，则按照低方案和高方案可以分别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1.11—1.48个百分点（见图3）。
本文的重要结论是：从人均调水和农业劳均耕地水平看，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相比，中国虽然是人口和国土大国，但不是一个水利和国土强国。问题之关键在于，水资源人均水平太低，南部水丰，北部和西北干旱，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然而，中国并不是没有水资源可再配置，也不是没有可改造利用的国土。中国有近40亿亩未利用土地，占陆地面积的28%，其中其他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和裸地有35亿亩之多，大量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虽然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但人口每平方千米密度大大低于日本、韩国、英国、德国和印度。这说明我们有着经济持续发展非常大的回旋余地。
水资源是其他一切经济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最基本资源，而土地则是财富之母。我们要做改变中国未来发展命运和前景的大事，就是改变目前水利和国土利用弱国的现状。调水改土，与深化改革相结合，需要实施水利国土交通能源产业城市综合开发和建设，促进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及劳动力流动，为普通劳动力提供较为充分的创业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扭转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比例远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激发国民经济供给与消费的巨大潜能，延长工业化时间，消除生产过剩，提高要素利用率，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初步实现现代化，使我们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注释
①《我国的水资源分布现状》，http：//amuseum.cdstm.cn/AMuseum/diqiuziyuan/wr0_4.html。②司振中等：《中国耕地资源的区域差异与保护问题》，《自然资源学报》2010年第5期。③陈明星等：《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地理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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