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镇化;小城镇;乡镇企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1]这表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的着眼点在于如何进行科学有序地规划城市等级规模及空间布局。

　　从理论上看，关于我国的城镇化道路选择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方针确立之初就从未止息过。迄今为止，我国国内关于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小城镇模式(费孝通[2]，1983);多元化模式(杨敏[3]，2009);大城市模式(徐璋勇[4]，1994;廖丹清[5]，2001;潘允康[6]，2005;王小鲁[7]，2010);不过，学者各执一端，很难形成一致的观点。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处于城乡明显分割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定时期，其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且社会经济欠发达，而城市人口仅为全国人口不及两成且社会结构单一，当时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初衷是尝试建构城市和农村两头都大的葫芦型社会结构。当今，时间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现阶段不再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城镇化的道路究竟是选择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的阶段，现在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已经变成了更深层次的以质量为主的城镇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以及小城镇下一步该走向何方的重大选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式起步的城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小城镇的实践发展中获得的启迪，小城镇也因此成为了瞩目的范畴。小城镇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还是应该在反思中进一步发现它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这不仅取决于小城镇自身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小城镇的理性认识，更取决于我们对今后城镇化道路选择的判断。

　　一、新中国成立后小城镇的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小城镇的萎缩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小城镇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恢复期，但在这一时期，决策的失误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使我国很多正常的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停滞，小城镇也不例外：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最后那些病残体弱、无法下乡的人留了下来，依靠社会福利型的小手工业生产维持生活。它表明在经济基础动摇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渐萧条衰落。[8]另一方面，小城镇的萧条还体现在城市规模及吸纳人口总量方面上，到1978年，中国的小城镇仅2400个左右，人口为5315万人。[9]

　　第二阶段：小城镇的复兴和兴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期)。由于政策的引导和农村、农业的复苏，小城镇重又发展起来。如果把这一阶段的小城镇的发展加以详细划分的话，又可以细分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城镇化时期(1978～1983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城镇化发展阶段(1983～1998年)。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主导的城市化，小城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都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发展成绩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年底，小城镇数量达10000多个，小城镇人口达26651万人，这一时期小城镇吸纳的城镇人口成为同期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

　　第三阶段：小城镇发展的调整与反思阶段(2000年以后)。这一时期，小城镇的缺陷和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小城镇的发展前景亦由乐观转向慎重。国家“十五”规划里也有所阐述：“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并且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一五”规划亦提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十二五”规划则再次明确提出：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至此，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发展方针开始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已有42620个小城镇。[11]

　　二、小城镇在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及类型分析

　　(一)，小城镇：我国城镇化的事实主体

　　城镇化是一个以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为主要依据指标的概念，所以考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向，即可发现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轨迹。事实上，截至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对于我国经历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在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镇化道路。

　　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13个是建制镇主导型。这包含了我国全部的新型工业省份和西南地区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在这里，建制镇成为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建制镇吸纳流动人口占40%以上。其中建制镇流动人口比重最高的是浙江省，高达74.0%;其次是广东省，该比重是65.4%，江苏省占60.5%，而这三省流动人口合计4300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29.8%。

　　建制镇主导型和城镇混合型合计20个省市，这20个省市流动人口合计为10869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5.3%，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分布场所。这些省区中的流动人口大部分都流入了建制镇。小城镇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事实上的主体(见表1)。[12]

　　2007年，全国共有19249个建制镇，占乡镇总数的56%。镇域人口7.8亿，占全国人口的58.8%。镇区人口1.9亿，占城镇人口的32.2%。镇区面积8.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86%。平均每镇人口4.1万，比1999年增长36.7%。镇区平均人口1.0万，增长97.1%。镇区人口比重24.4%，提高7.3个百分点。镇区平均面积4.3平方公里，增长72%。镇区人口密度2326人/平方公里，增长14.6%。

　　(二)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

　　“八十年代初期已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复兴的时刻，我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当我们1981年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这些集镇是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有如异军突起地发展着的乡镇企业”，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了1.1万亿元，这一万亿意味着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13]。

　　到了1995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占整个农村社会增加值的56%，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占三分之二以上。乡镇企业集体资产占整个农村集体资产的77%，1995年乡镇企业支付职工工资4380多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1995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8%。[14]

　　在我国中小企业中，乡镇企业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吸收1亿3千万农民就业，1997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GDP的27.7%，出口销售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15]

　　2007年，平均每镇企业实缴税金总额和财政总收入为3292万元和3379万元，比1999年分别增长4.4倍和3.7倍，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平均每镇上缴财政收入1827万元，总计3517亿元，占小城镇财政总收入的54.1%，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16]

　　综上所述，小城镇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为我们积累了财富，同时在城镇化之初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论从经济水平还是人口素质方面都是推进城镇化的动力。

　　三、现阶段小城镇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

　　小城镇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进程推进中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并且从学术的研究走向了政府的决策。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小城镇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暴露，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小城镇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发展无序，规模过小，不利于资源利用

　　我国的小城镇发展在初显成绩并且被国家决策容纳后，在全国范围内曾一度兴起过“小城镇热”，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出现过小城镇遍地开花的景象。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育，小城镇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并且规模偏小：我国小城镇的平均规模，建制镇只有6000人，非农业人口只有3000多人，集镇只有1700人，非农业人口不到400人。[17]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10763万人，但是，同期城市数量却由668个减少到660个，而建制镇则增加了4000多个。[18]近十年来，小城镇对城市人口吸纳能力明显降低，其中10万以下的小城市所吸纳人口非常有限(见下页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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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为53.4平方米，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分别为88平方米和108平方米，小城市和建制镇为143平方米和154平方米。可见，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超过特大城市近2倍。即使从小城镇建设成效最高的苏锡常地区来看，建制镇的建成区面积平均已达1.53平方公里，但平均每个建制镇的常住人口仅为6384人，建制镇的人口密度为4169人/平方公里，不到国家标准的一半。2001年，全国建制镇共17892个，城市269个，建制镇人口不足城市人口四分之一，但建制镇占地总面积却超过城市占地总面积。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19]所以，从节约、集约使用土地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盲目发展小城镇，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20]

　　(二)企业布局分散，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壮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生态破坏严重。目前全国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绝大部分分散在广大农村，真正在小城镇的乡镇所在地的不多。乡镇企业80%分布在自然村落，7%分布在自治村，12%分布在乡镇所在地，1%分布在县城以上的城市。这种遍地开花的分布状况，既制约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布局，也使小城镇发展规模受到影响，无法形成集约发展的优势。[21]同时还带来了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一是小城镇镇区扩张过快，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平均每镇镇区已达4.3平方公里，总面积达到了8.2万平方公里。许多小城镇不具备工业化、城镇化的条件，盲目扩张占地，非但没有形成产业和人口的积聚，反而导致了优质耕地的丧失。二是部分小城镇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建设，把本来就有限的财力投在镇区硬件设施上，忽视了改善民生。三是不少小城镇为增长的需要，还在上国家产业目录禁止或淘汰的污染、落后项目，或者对污染治理不力，导致环境和生态恶化。四是不少大城市不顾城乡功能的合理划分，利用行政权力，不断吞并有活力的县、镇，变为区、街道，以“摊大饼”方式把市区在统计数字上做“大”做“强”。许多土地被扩到城市建成区的农民，实际享受不到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福利，“失地农民”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新问题。[22]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小城镇“蓄水池”的功能遭遇瓶颈。在乡镇企业的起步阶段，可容纳的就业人数增长是很快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可吸收的就业人数增量有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速度的减缓在很大程度上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关。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不断提高知识技能水平和操作更为先进复杂的机器，人均占有资本水平也就会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数量和固定资产原值的变化对比看，1980年，每个从业人员占有的固定资产平均只有1088元，而2001年是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已经上升到22201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是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大大降低了。[23]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带动苏南小城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成为影响或者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南模式”赖以存在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对苏南模式产生了一系列冲击：市场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外资企业的不断涌入对乡镇企业产品构成挑战。随着90年代早期面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激进改革，乡镇企业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减弱，其自身弊端(集体所有、福利等)产生了腐败、管理混乱、集体资产流失，甚至破产的问题。[24]

　　虽然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在一定范围内还会有所波动甚至回升，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我国向市场化、国际化的纵深迈进，企业的科技含量会进一步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下降。并且我国的乡镇企业自身已是问题百出，在驶出船小好掉头的港湾之后，进入大海的乡镇企业是否能经受风浪还是个极大的问题。

　　四、农民的选择：进城多于进镇

　　有学者指出，乡镇企业已经很难吸纳新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外地的非农就业或者说进城务工就成了农民非农就业的主要选择。[25]严格地说，乡镇企业是小城镇的中流砥柱，如果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的话，那么同样的，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也会相应地下降。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大城市的偏好要高于小城镇，这也是为什么近十年大城市对农村人口吸引力增加的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研究，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657万，到2009年已经超过2.11亿;1982～2009年，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0.6%增加到15.8%。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76%。[26]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的几次调查结果，农村流动人口中有72.9%至94.7%流向了城市，流向小城镇和其它乡村的仅5.3%至26.7%。[27]

　　根据浙江省范围内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想要进入城市的类型是省会城市最多，占49.4%;其次是县级市，占15.5%;再次是地级城市，占12.6%;还有18%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省会对农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它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大一些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学历越高，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也越强。收入越高，则越有抵抗风险的能力，在大城市生活的条件也越具备。[28]

　　对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的分析表明，西部小城镇聚集非农就业人口的功能在下降。西部地区的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当地小城镇作为流向的主要选择地。[29]十年间全国小城镇的平均人口规模虽然从3816人增加到4296人，但平均每个镇非农就业人数却从3370人降为2972人，减少11.8%。这说明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如果分大区来看，除东部地区外，小城镇的平均非农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中部平均每镇减少550人，降幅为16.3%;西部减少971人，降幅为31.3%(东部地区的小城镇平均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83人，增幅为12.4%)。从1990年至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建制镇、市与乡村农业和非农业就业人口分布的变化情况来看，建制镇非农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下降10个、11个和12个百分点;市非农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上升12个、8个和17个百分点;乡村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东、西部分别增加7个、2个百分点，中部则减少4个百分点。[30]

　　更多的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发展，他们已经不愿意再返回农村，定居城镇的意愿明显提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见下页表3)，打算在务工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占40.2%，在家乡城镇定居的占18.6%，更多的人愿意留在城市，愿意返乡、打算回农村定居并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的仅有15.6%，而打算回小城镇定居的最少，只有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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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初步推测，农民对城市的偏好正在渐渐的由小城镇转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小城镇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农民的优先选择了。当然，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资料，这些数据可能仅代表某些地区，但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可以说小城镇是专为农民设计的城市，如果小城镇对农民缺乏吸引力，相反农民倾向于向大城市求发展，那么，继续发展小城镇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五、小城镇的未来：路在何方

　　(一)城镇与城市化的推进

　　小城镇取得的成就肯定了小城镇在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上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冷静地评估小城镇所取得的成就：其一，建制镇主导的城镇化主要是在江苏、浙江一带。尤其是江苏地区，可以说是我们的小城镇的发源地，这一地带适合小城镇的发展基本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建制镇主导城镇化在这些地区是适宜的，至少这一区域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浙江、江苏、广东三地，恰恰是被容纳在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范围之内，所以，所取得的城镇化的成绩中不能排除大城市、城市带的辐射作用。事实上，孤立地发展小城镇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只有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入一定的发展系统中，小城镇的建设才有成功的可能。其三，上述三地又恰巧都在东南沿海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所以上千万的人口流入小城镇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一点来说，尽管东部小城镇吸纳了很多人口，也代替不了其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方式。其四，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推动最主要的依靠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的扩增，小城镇发展能力极为有限。

　　(二)小城镇的未来

　　小城镇作为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具有两个有利因素：乡镇企业的非农化和小城镇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但如果把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道路，情势就岌岌可危了。随着人口向中东部大城市的聚集，加强城市的管理职能与容纳能力就成为了城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小城镇弃之不顾。在推进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小城镇，在对小城镇的研究与反思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小城镇的本质职能和发展的极限。换句话说，尽管城镇化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期依然是发展的主要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大的政策方针下，当初作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有着城乡结合部的双重角色的小城镇，在这个大趋势下依然可以继续发挥桥梁的优势作用。例如，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下降的同时是否在一个不远的将来对城市的市民的吸引力会有所上升呢?在解决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城市问题方面，小城镇是否会规避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换句话说，关于小城镇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只考虑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对城镇化的贡献，还应该利用已经或者即将站稳了脚跟的小城镇在将来的城市体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消除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方面的作用，这个作用，将是更加现实和深远的。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发展道路建构的是农村和城市两个大头组成的葫芦型的社会结构，这在当时城镇化推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着眼目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城镇化发展道路应该也必须多元化，或许一个农村现代化而城市体系亦十分发达的蘑菇型的全新结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引领未来城镇化发展道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从葫芦型到蘑菇型的潜移默化转变，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其一，这种转变有利于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以往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在提升城镇内在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极大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其二，这种转变对于我国未来农村人口有序迁移流动到大中小城镇区域以及逐步解决市民化融入的瓶颈问题有着积极且深远的作用。其三，这种转变还有利于东中西地区城镇规模等级合理分布，促进城乡人口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我国整体现代化的推进。

　　注释：

　　[1][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大代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39.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92-234.

　　[3]杨敏.论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45-46.

　　[4][9]徐璋勇，袁建歧.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化选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62，163.

　　[5]廖丹清.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因素[J].经济学家，2001(2):60-63.

　　[6]潘允康.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小城镇研究和大城市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05(2):63-68.

　　[7]王小鲁.十二五：发展小城镇还是大城市[N].第一财政日报，2010-10-13.

　　[8]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6:187-193.

　　[10][11][13][16][2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宇鹏执笔.小城镇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建议[EB/OL].国研网，2010-08-05.

　　[1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报告第六卷：城镇化可持续发展[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374-2377.

　　[14]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情况和今后改革与发展意见的报告(摘要)[J].村镇建设，1997(6):61.

　　[15]杜润生.走出一条节省土地节省水资源节省资本的城镇化道路[J].中国城市经济，2001(9):8-9.

　　[17]辜胜阻，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549.

　　[18]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中国流动人口的行为特征与城市化[A].2000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报告·卷六：城镇化可持续发展[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0]蔡继明.切勿重蹈小城镇遍地开花的覆辙[J].经济纵横，2010(7).

　　[21]中国小城镇建设年鉴编辑部.中国小城镇建设年鉴1983～2004[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865-867.

　　[2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报告第五卷：就业[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1725-1727.

　　[24]陆玭.新时期苏南小城镇发展与治理研究——以吴江小城镇为例[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9.

　　[25]Zhao Xiaohui. 1997，”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79.

　　[2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刘锋执笔.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人口空间合理布局研究[EB/OL].国研网.

　　[27]钟水映.中国历史上的流民与今日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J].经济评论，2000(1):27-31.

　　[28]李金昌，杨松.农民进城心态调查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4(1):48-55.

　　[29]该引证出自四川大学何景熙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课题“城市规模与就业容量”(OIJA840017)部分成果.

　　[30]李富田，小城镇：是农民的乐土吗[J].农村经济，2003(12):84-85.

　　[3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2010年抽样调查数据.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