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山地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初探时间： 2015-09-23信息来源：樊杰 王强 陈东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基于我国山地丘陵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特征与城镇化发展需求分析，本文初步提出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理论的山地城镇化空间组织新思路，并就城镇化空间总体布局、中心地体系构建、产业区位选择与国土品质打造等主要方面进行了组织模式探讨，以期为我国山地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提供科学参考与技术依据。
【关键词】山地;城镇化;空间组织;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宁夏六盘山地区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任务，这一战略举措对拉动内需，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山地丘陵地区在我国国土面积中占到陆地总面积的43.2%，由于其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发展基础薄弱、地理区位边缘等特征，往往是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建设区域。随着我国扶贫攻坚战略的逐步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生态功能建设的日益推进，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入贯彻，按照推进山地丘陵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原则，加快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就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山地丘陵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加快城镇化必然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研究和实际发展较多关注于城镇群的培育和壮大，较多地把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力量，城镇化理论和模式更多地适合于相对发达地区和辽阔平原、广阔盆地和宽阔河谷地区的发展需求，对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战略与科学模式的探讨，特别是对空间组织模式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图从怒江和六盘山两个案例区出发，结合我国山地丘陵地区的一般特征，对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进行初步探究，以期为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理论体系构建与发展提供参考。
2 我国山地特征及城镇化战略思路
本文所指“山地”主要以广大的欠发达地区为主。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呈现出地理位置边缘性，省级行政区交界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山地分布区，且垂直地带性特征显著，尤其在内陆地区，高海拔通常伴随高寒气候，区内居民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另外，山地丘陵地区生态重要性与生态脆弱性并存，也是次生地质灾害高发区、少数民族与革命老区聚集区，还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与相对贫困地区。在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除西藏和南疆三地州外，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其他12个片区内均以山地丘陵为主要地貌形态。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和少数民族县、国家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县叠加分析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往往是少数民族集聚区，也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以及大江大河发源地区，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245个县既是少数民族县也是生态脆弱县[1]。
山地丘陵地区在我国的国土开发总体格局中承担了两个重要角色，其一是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二是影响全国现代化整体进程的关键区域。如这些区域现代化进程迟缓甚至停滞，并制约了区内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则势必影响到国家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总体质量。此外，山地丘陵地区作为我国的相对贫困区，区内耍进一步富裕并实现小康水平，就要在部分超载人口迁出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这不仅满足当地居民致富需要，也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随着扶贫攻坚进入了新阶段，在促进区域发展与脱贫致富的新目标下，山地丘陵地区就要将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相结合，在人口总规模减少的同时提高城镇化水平，以打造本土经济品牌工程和当地资源优势转换为核心;同时推动城镇化战略转型，从过去以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战略，转向强调城镇化与非农化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这一转型应更加突出城镇化在拉动消费、创造非农化平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四方面等作用，构成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现代化建设新面貌。
基于对我国山地城镇化战略思路和山地特征分析，山地城镇化空间组织分析的基本框架主要由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关系，产业区位、文化特色等方面组成，探讨了总体布局、中心地体系、国土格局与国土品质构建的创新重点和途径，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支撑与体制保障。
对山地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的探讨，采用整体分析与案例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案例区分别在南北方山地丘陵地区选择怒江傈傈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宁夏六盘山地区(以下简称六盘山区)。怒江州、六盘山区均被纳入国家划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中，怒江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是我国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域，也是我国特有物种最为富集的地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但全州t长期以来都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州市之一;六盘山区地处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荒漠区的过渡地带，属北方农牧交错的生态脆弱区，是我国干旱发生危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图1)
3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空间总体布局
从水土资源空间组合条件看，我国山地丘陵地区的水土资源空间匹配状况较差，往往呈北方“地多水少”、南方“水多地少”的空间错位。此外，山地丘陵地区生态类型多样，是重要的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中区和水源涵养地，但在地质地貌、生物群体、气候以及人文因素共同驱动作用下，这些国家生态屏障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易毁坏而难恢复、对外界的人为扰动抵抗能力弱，不断受到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与沙漠化的严重威胁。
水土资源空间不匹配的现象在怒江州和六盘山区得到集中体现。怒江州山地面积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98%以上，受怒江、澜沧江及其支流切割，境内平坝、阶地、冲洪积扇和河漫滩等可利用土地面积少，而且分布零散，地块较小。据初步测算，怒江州可利用土地资源为236.07km2，仅占全州总面积的1.61%①。而六盘山区水资源极度匮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m2，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建国以来干旱年份达47年，干旱发生频率高达82.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明显加剧，“十年九旱”甚至“十年十旱”，已成为我国干旱发生危害最频繁、最严重和水资源最匮乏的地区之一[3]。从生态重要性和脆弱性来看，怒江州境内拥有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我国纬度最南端较为完整的高山、亚高山生物气候垂直带谱自然景观和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区内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六盘山区是我国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和生态脆弱带，区内水土流失严重，加之掠夺式的开垦与耕作使地力衰退，土地退化严重，片区内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占国土空间的40.23%，其中极度脆弱占2.03%，重度脆弱占8.58%，中度脆弱占29.62%，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70%(图2)。
以上分析表明，山地丘陵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征决定了这类区域通常不具备大规模集中式城镇建设的条件，而局部适宜建设区空间分布亦较为分散。基于这一特征，并结合产业区位分析，可以得出山地丘陵地区的城镇化空间总体布局应把握以下3个要点：
(1)集中做大“一核多组团”的中心城市。构建以综合性的城区为核，若干功能城镇(园区)为节点的“一核多组团式”中心城市。培育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加大中心城市集约紧凑程度，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突出生产中心、商品集散中心、技术信息中心、科教文卫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功能，带动山区腹地从相对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促进区域投资环境改善和贫困地区面貌改变，以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引领山区整体发展。
(2)均衡布局重点镇和一般镇。以县城和重点镇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载体，结合地方能源矿产开发与加工、生物资源及农副产品加工贸易、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利用等资源主导型产业的发展布局，以小城镇为主体形态，推进山地城镇化进程。
(3)适度推进半城镇化进程。发挥山地丘陵地区旅游休闲资源，能源与矿产资源以及生物与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变地理位置偏远劣势为专业小市场发育以及物流运输业发展的后发优势，通过半城镇化、非农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体化发展，加快山区产业转型与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促进其就业的主体形态、收入来源构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条件、生活方式与社区文化等与城镇化人口和城镇化地区接近。
需要强调的是，在城镇化空间总体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山地丘陵地区是否具备布局的资源环境基础，如在怒江州案例中，区内就不具备发展“一核多中心”城市的综合条件，便不能将就地城镇化作为解决山地城镇化的根本出路。当然，为满足每个地级行政单元至少拥有一个中心城市的需要，不具备条件区的中心城市就应考虑在区外适度拓展空间，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城镇。
4 区内外空间关系与中心地体系
传统中心地理论空间组织模式(图3)体现了中心地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尽可能扩大辐射服务区范围的趋利性。事实上，由于区域多种条件的复合作用，中心地理论所提出的组织模式往往无法概括不同类型区域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实际特征，尤其是在人口分布密度较小、居民购买能力较低的山地丘陵区，中心地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其服务半径极大程度上必须拉大(图4)，主要表现在：山地丘陵地区二级中心地(B2′)与上层位中心地(A′)之间距离(B2′ A′)大于平原地区二级中心地(B1′)与上层位中心地(A′)之间距离(B1′ A′)，以及B2′腹地内最远辐射点C2′到二级中心地的通勤距离(C2′ B2′)大于平原地区同级中心地B1′到其腹地内最远辐射点C1′之间距离(C1′ B1′)。从而，山地丘陵地区中心地体系的空间关系变形，一方面增加了山地丘陵地区二级中心地B2′接受上层位中心地A′功能辐射的难度，致使B2′相较平原地区同级中心地B1′在功能配置上必须适当高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山地中心地B2′腹地居民生活成本，直接制约了地区内经济要素流动与地方公共服务普及，致使C2′点居民接受中心地服务的效果不理想，这就要求不仅要关注中心地服务功能的配置水平，还要同时关注腹地范围内住户和居民接受服务的便捷程度。
从案例区实际情况来看，云南省内各地区距离省会城市昆明的平均交通距离约为406.16km，交通距离最远的地区为迪庆州(交通距离约为703.0km)，其次是德宏州(631.8km)，怒江州则位列第三，距离昆明市约614.0km，远大于全省各地区到昆明的平均距离;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各地区距离省会城市银川的平均交通距离约为171.6km，交通距离最远的地区即为六盘山区中心城市固原市(交通距离约为335.7km)，由于本地中心地与上层级之间的距离过大，致使其难以接受上层位中心地辐射带动，也制约了对下层位地区的服务引领，致使中心地系统内部出现严重层级断裂、空间变形，地区中心地功能系统分异呈现高级别功能向上层位中心地集中、低级别功能向下层位中心地过渡的特征，最后使得本级中心地往往仅保留行政职能。
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发育特征要求在布局不同层级中心地过程中，中心地服务功能建设往往对服务范围内基本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改善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每一级中心地都应承载本级中心地应有的服务功能，并应重点强调两点：一是中心地本身服务功能建设应按层次、有序开展;二是中心地空间布局、建设应充分考虑区内群众能否接受到其服务带动，例如山地丘陵地区“村村通”规划实施过程中，为追求公路布局的最大通勤效益，道路设施布局只连接城镇政府所在地(图5-B)，从规划实施指标上来看，基本完成既定目标，但实质上显然未达到公路“村村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要求，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偏远居民点无法接受中心地服务的现状局面。为此，应在落后的山地丘陵地区应积极构建“中心地——城市——市——镇——村——户”服务体系的综合评价模式(图5-C)，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化发展。而这其中由于交通条件制约和到中心地距离的加大，山地丘陵地区居民到中心地的通行条件和接受中心地服务的可达性就成为地区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方面，基于以上考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配套设施建设，一方面，是加快村镇(乡)道路体系建设和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另一方面，是推进流动性服务体系发育、发展，尤其是山区中小学校车配置、流动性医疗巡回点设立以及在缺水地区流动性水源供给等方面，通过推动点状服务枢纽与线状服务线路体系架构，加大山地丘陵地区面状受益腹地。
山地丘陵地区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应基于各级中心地在服务体系中的级别和服务范围来进行组织、配置，即在这些地区城镇化空间组织过程中，率先进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配置，将其作为地区城镇化空间配置的最重要的支撑条件，特别是县城及其以下的重点镇、一般镇和集市贸易镇的空间组织应与基本服务合理吸引半径、影响范围和区内居民接受服务的通达性来统筹考虑。
5 产业区位与城市——区域协同发展
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区位和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4]。协调产业区位选择与城镇体系布局，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对于促进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加快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根据产业区位于城镇化布局的耦合性结果，可将地区类型分为两种，即完全耦合性和非完全耦合性。前者通常出现在商贸、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交通运输服务等第三产业区位与城镇区位选择高度耦合的情况下，后者则主要是指工业区位选择，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产业发展多依托本底资源[5，6]，产业发展主体类型多是水电矿产资源开采，农副产品产品加工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开发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并成为其特色产业、支撑产业与最具竞争力产业，而这三类产业在空间上通常具有分散分布特征，只有面向当地市场需求发展的小型制造业与生产资料加业才具有集聚于城镇的趋向。
随着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镇系统扩展开。由于山地丘陵地区中心地产业基础薄弱、集聚能力差，在区域产业传接链条上往往处于末端，难以有效承接高梯度地区的产业转移。为定量表征上述特征，本文以两个案例区为例，建立以下梯度指数：
式中PerGDPi表示地区i人均GDP，PerGDP表示全区域人均GDP，IPi表示地区i第二产业结构比重，IP表示全区域第二产业结构比重。若1
基于以上考虑，未来发展城镇布局过程中除了按照中心地理论布局之外，特别是中心城市布局和整个体系布局中还应强调以下3个方面：(1)城镇化与工业化要互动发展。针对地区资源指向型工业化(资源型产业)分散布局，产业区位与城市区位不耦合的特征，应采用“生产在园区、居住在城镇”的城市化模式，在若干园区集中地区合理布局中心城市，而小城镇在规划建设初期就应统筹考虑在园区周边进行合理布局;(2)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是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中应注重发挥加工型、物流配送型、生产服务型企业对农业基地建设、农户龙头企业发展的拉动、辐射作用，构建以城镇为中心，以周边农业基地和农业企业繁荣为节点的发展模式：(3)城镇化与服务型产业协同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与辐射范围的扩展，有利于改善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条件，加快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为此，在积极推动山地城镇化过程中，既要加快服务型产业功能层次分异，充分发挥不同层级中心地服务功能，实现基本功能服务均等化，又要注意规避各级中心地服务功能设施配置过于重复、超前，应当采用“高端服务功能相对集聚、便民服务功能相对均衡”相兼顾的布局模式，推进地区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业协调发展。
6 文化特色传承与国土空间品质
山地丘陵地区分布众多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多种文化汇聚共存[8]，不仅构成了山地城镇化发展产业最为永续的优势资源基础，也是山地城镇建设维系和彰显其魅力价值的独特资源基础，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应突出特色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保护与传承。怒江地区有“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山雄川秀、民风朴实、特色明显，有独龙江峡谷，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贡当神山、嘎瓦嘎普峰、石月亮、听命湖等自然景观;境内聚居着傈傈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彝族、纳西族，藏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形成了丙中洛、双拉怒寨、秋那桶等民族特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村镇，且各具多彩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六盘山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我国西北部水源涵养林基地和风景名胜区集中区，在此基础上发育出众多历史名城与旅游名镇，以及以穆斯林独特民族风情为主题的回族聚居区，有百万亩的梯田景观，火石寨、老龙潭等国家地质公园和森林景观，汇集了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长征等红色文化以及边塞重镇的古代文化，形成了沙沟拱北、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须弥山和无量山石窟、安西王府、战国秦长城、朝那城等历史文化遗存。
在山地城镇化中，要凸显不同民族文化符号，采取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尽可能体现出民族风貌、风情、习俗等特色，发展壮大城镇特色旅游业[9]。力求通过提高城镇自身建设品质，将城镇建设与山水景观相得益彰、与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不仅有利于提高山地居民的幸福感，也有利于为全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构筑做出独到的贡献。
7 结论
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又承担着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重要角色，加上地区经济发展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远[10]，难以仅凭自身力量全面推动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现代化建设以及民生环境改善等多项功能建设同步展开，为此，(1)在这一地区城镇化起步和加速阶段，应以国家政策扶持为主，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导向功能，加大国家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加快地区产业投资软硬环境建设，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2)加快对山地丘陵地区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改革，一方面，合理布局适宜山地发展的生态经济、资源经济，引导骨干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优先向符合条件的山地丘陵贫困地区安排;另一方面，针对关键环节出台有力政策，促使山地经济发生根本转变，如提高山地矿产资源、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地方税收留成。(3)利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五位一体建设的机遇，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碳排放交易、生态补偿、环境容量市场等新体制机制建立，重构我国山地与发达地区新型的区域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新关系，使生态产品、资源产品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体现山地在全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应有价值。(4)山地丘陵地区整体属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地区，近年来局部区域还呈现人口增长过快和资源开发过度的趋势，为此，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应着力探索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地转移，坚持异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并重，促进人口外出就业与农民留守增收同步，这样，通过多方扶持、提高山地劳动者就业素质和迁移技能，就应当成为长期扶贫、战略扶贫的关键。(5)由于贫困地区城镇规划力量薄弱，法制体系建设不强，地区发展规划质量急需提高，未来地方政府应深刻认识规划先行的重大意义，完善规划体制建设，加大规划监督力度，切实将地区城镇化规划编制、实施作为政府谋划地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此，要开展必要的规划技术援助，通过直接参与、咨询指导、论证把关、评估审核等方式，提高山地城镇化规划的质量。
注释(Notes)
①基于GIS空间分析模块，采用以下公式测算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范围：[可利用土地资源]=([地形坡度]n[海拔高度])-[河湖库等水域]-[各类保护区]-[优质耕地]-[梯级电站开发淹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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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武友德，王源昌，等.国家战略与中国特色城镇化——来自云南的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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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