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路径成为重要时代课题。本文基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演进的视角，选取了日本、美国、苏联和俄罗斯等典型国家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了上述国家在不同时期基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而在“双循环”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化和共性化特征事实、阶段性与中长期成效问题。最后，基于典型国家“双循环”格局构建实践的历史事实观察，发现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利益的过程中，虽然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在“主辅”关系上会存在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但国内与国际循环一旦背离互促互进的良性循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陷入更大的困难局面，以此启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必然。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扩大内需

作者简介

聂新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三室

刊  期  2023年第6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郑必坚，2023）。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大国竞争与博弈等影响，世界进入“慢全球化”时代，全球经贸格局加速调整。一方面，随着美西方推动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过往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遭遇严重挑战，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重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愈发要求产业政策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转型，围绕“幼稚”产业保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垄断竞争的国家间博弈趋于激化；另一方面，随着WTO经贸规则谈判长期停滞不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显著加快了通过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制定下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步伐，并积极推动竞争中性、生态环保、劳工人权、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成为经贸规则谈判中的核心议题（即所谓“21世纪经贸规则议题”），以此形成排他性的“高标准”自贸协定规则体系，进而推动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加速重塑，促进“国家利益优先”下所谓“公平对等贸易”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顺利实现关系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演进，对世界大变局的科学应对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稳步推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习近平，2020a）。

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习近平，2022）。大国的战略选择是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内需求规模巨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欧阳峣，2018）。在全球经贸规则和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叠加推动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增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更是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聂新伟、依绍华，2020）。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习近平，2020b）。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面对严重的外部危机冲击，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习近平，2022）。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习近平，2020c）。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映理论。从前述来看，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为了更深刻认识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而形成有助于更好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扎实有序构建的实践路径。本文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立足大国强国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同“模式”阶段性演变的经验事实，选取了日本、美国、苏联和俄罗斯四个典型国家进行重点研究。已有研究多基于不同发展阶段所选取政策举措的侧重为考察对象，来分析评判国际国内“双循环”模式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成效问题。谢世清和杨帆（2022）通过对日本在内循环与外循环构建方面的特征性举措来分析；田正（2022）重点从日本外循环、内循环的主要政策措施入手，阐释不同政策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经济绩效。基于此，本研究从所考察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历史逻辑出发，按照禀赋基础——战略导向——政策举措（选择内循环主导还是外循环主导）——实践绩效（经验教训）的内在逻辑，研究四个典型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基于不同阶段周遭环境变化而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主辅”关系上的不同选择，以及为支撑内外循环主次结构调整所对应采取的重要阶段性举措（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不同的实践效果与经验启示，以期为我国高质量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路径选择的政策意涵。

从资源禀赋看，日本是能源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决定了日本更偏重于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这就形成了日本“贸易立国”思想主导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一）外循环为主导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立国”导向下的出口为重阶段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必须进口原材料和石油。同时，由于耕地的约束，日本在农产品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为了支付购买的石油和农产品，日本用原材料生产各种产品并将其出口。只有通过产品价值增值，日本才得以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支付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进口原材料和供国内消费的进口商品。这就促成了日本“贸易立国”主张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和深化。受此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让国家繁荣起来，并朝着可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结构迈进，以此增强赚取外汇的能力。

在“贸易立国”战略导引下，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法》、出口优惠金融制度以及出口振兴税收制度等出口导向型政策，极大提升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增长动力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品和收音机转变为60年代的录音机、电视机、船舶和钢铁。在70年代，汽车和钢铁成为日本主要的出口商品。此后，汽车和电子产品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品。从1956年到1978年，日本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外部需求（净出口）的增长（如表1所示），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年均在7.8%，其中在1958年、1971年达到了30%左右。到1980年，日本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机械产品的比重已提升到62.8%，远高于轻工产品6.1%的比重水平，外循环极大促进了日本工业化进程（田正，2022）。然而，日本在大力实施出口导向的同时，却对进口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加快出口、管制进口”这一单向的外循环模式也被其贸易伙伴诟病，并最终成为美国对日本发起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外循环为主转向外循环与内循环平衡兼顾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逐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与扩大国内需求

1.美日经贸摩擦加剧迫使日本外循环被动收缩

日本产业转型升级和贸易立国政策的相互强化，推动了日本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贸易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张。1985年日本出口贸易额达41.5万亿日元，顺差规模为12.9万亿日元，分别较1973年增长2.6倍和32.3倍，其中当年对美出口顺差达到440.5亿美元。从产业竞争力看，日本钢铁产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一度达到50%以上，彩色电视出口高峰时达到美国进口比重的90%以上。随着日本汽车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的全面崛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提升至20%以上，半导体集成电路全球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40%。受此影响，随着美国经济深陷滞胀泥淖，加之国内抵制日本产品的声浪愈发强烈，日美经贸摩擦也逐步从局部向全面升级演变。自1975年起，美国迫使日本连续签订了大量限制产品出口的贸易协议。如1976年的《美日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81年的《日美汽车及零部件协议》、1987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1989年的《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等。这些协议极大限制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量。此外，美国还发起针对日本优势出口产品的反垄断与反倾销调查，除钢铁、汽车、电子产品之外，丝绸、皮革、鞋子和棒球棒都难以逃脱。在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并要求日本对美国产品放开国内市场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在对外开放政策上作出调整——取消大量进口限额（Import Quotas System）的同时，又被迫限制对美国产品出口。例如，从1967年到1974年，日本钢铁业被迫连续3次自动限制对美出口。为了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并扭转对日贸易不利格局，美国与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随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在两年时间里升值近一倍。日元的大幅升值给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制造业出口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货币政策。随着大量国外投资与热钱进入，日本经济被畸形炒热，股市和楼市迅速泡沫化，1990年后，股市与楼市的泡沫双双破裂，日本经济严重衰退，GDP增速和全球贸易额占比都回退到了5%以内，甚至有的年份仅有2%~3%。

2.“广场协议”推动日本加快从被动向主动适应并调整外循环阶段

在日美经贸摩擦之前，日本已着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政策导向上体现为通过出口增长实现经济总量做大，进而为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提升提供重要前提保障。20世纪60年代，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曾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提前三年实现该目标，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成为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贸摩擦引发美日关系日益紧张，日本政府开始调整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单向开放政策，向更加注重出口与进口统筹的“双向开放”政策转变。同时，在内循环上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策制定者开始将美国对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要求视为有益的压力，并从战略层面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从具体举措来看，198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为国际协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的报告书》（即第二份《前川报告》），明确日本经济的中期目标是减少对外收支的失衡，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并以此强调基本政策是进行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等结构性改革，实现由出口大国向内需主导型的消费大国的经济结构转变。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相对疲软（见图1）。为应对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将扩大内需作为启动日本经济的重要杠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安排：一方面，增加财政预算支出实行以扩大公共投资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政策，降低利率，大力发展刺激和鼓励个人消费的消费信贷。

（三）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互促探索阶段（21世纪以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内需和主动参与区域性经贸协定提振外循环作用

进入21世纪，为走出经济持续衰退的恶性循环，日本开始推动更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提振国内需求。需要明确的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改革举措直接或间接加快了日本对外开放步伐。具体而言，日本通过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顺应了全球金融创新和规制解除的世界潮流；通过企业治理创新改革，日本得以在国际新产业分工体系中，继续巩固在生产设备、核心部件以及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龙头地位（见表2），为日本扩大对外投资、带动生产资料出口，进而为促进国内设备投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此外，日本政府力推行政、财政体制改革，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空间。受此推动，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见图1），2002—2007年，日本进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10%，对应同期GDP增速为0.7%，经济复苏态势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美贸易摩擦带给日本经济极大的困难，但日本在贸易冲突中也学会了更为主动的调整自身对外经济政策——在关注双边经贸关系的同时，开始利用自身制造竞争优势，推动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拓展，特别是亚太地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动对日本进口增长，极大刺激了日本对外出口。为此，日本重新启动了扩大出口政策。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注重开展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和积极推动构建双多边自贸协定网络。21世纪以来，在北美自贸协定等区域协定安排影响下，为避免被趋势性的区域经贸协定安排边缘化和更好发挥外循环作用，日本着手实施新的贸易战略，强调与其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此推动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2013年，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并最终于2016年2月4日与所有参与谈判的国家一起成功签署协定。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日本随即与TPP其他十个签署国合作，最终于2017年12月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9年2月，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随着参与外循环的主动性增强，日本政府基于经济长期低迷下企业非正式员工增加，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开始提出“新资本主义”理念，试图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支援育儿家庭教育费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美国作为新大陆，除自身拥有广阔的空间和资源优势外，大量欧洲移民涌入也带来了工业革命技术，技术、移民人才和资源优势共同推动美国形成了注重提升劳动率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历史地看，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美国积极利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衰落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美国开始主导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建国之初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到如今的美国利益优先，均表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烈并随内外环境变化而灵活调整。

（一）内循环为主与外循环作用提升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技术立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工业品全球竞争力提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在利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来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逐渐从一个殖民地农业主导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随后，得益于庞大的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美国完全主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实现了从原材料出口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比较优势转变，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

1.内循环主导阶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

在19世纪，美国与沙俄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两个国家。为推动形成以内循环为基础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美国启动了全国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与后来建设的通信网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命脉），推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奠定了坚实基础。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铁路法案》赠予企业1.03亿英亩公共土地，并发行政府债券，支持建设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网（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投资建设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同样是一个例证）。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由于各国间的文化、语言和贸易存在障碍，政治和军事方面屡现冲突，以及缺少统一货币等原因，内部统一市场建设一直受阻（直到二战结束，欧洲共同市场建设才加速推进）。日益扩张的铁路网和电报通信网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为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创造了优越条件。

2.外循环作用提升阶段：技术革命和贸易结构优化

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整整一百年间，由于大部分原材料能够自给自足，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形成了高度依赖低附加值原材料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受制于英国对美国采取的严苛技术封锁，以及作为移民国家时常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资源稀缺问题，迫使美国逐渐形成了注重劳动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即利用机械来节约劳动力而挥霍地使用原材料。可以说，技术创新与应用既弥补了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帮助了相对不熟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弥补了技能匮乏）。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为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80%。美国这个曾经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巨人（Davis，2004），在1860—1914年的54年中，美国制造业部门增加值增长了12.5倍，人均附加值提高了4倍以上。根据戴维斯指数，1850—1915年，美国工业产量增长了近20倍（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1875—1914年，美国诞生了诸如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福特汽车等庞大公司，企业家们的作用更为重要。得益于高效的技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美国逐渐变成一个具有高工资、高利率、高利润及快速增长率的经济体。

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进程，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历史顶峰。如表3所示，在出口方面，美国制成品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提高；在进口方面，原材料的比例大幅提高，制成品的比例则下降了。美国在1910年左右成为制造品的净出口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大国，此时，美国的“外循环”对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使美国在1913年达到了全球GDP的顶峰，开始进入双循环发展模式（林江鹏、欧文，2022）。

（二）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和全球经济新秩序重塑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等使美国经济遭遇大幅波动，但内在地看，美国在此阶段主要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程实、钱智俊，2020）。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衰落引发旧殖民体系彻底瓦解，美国开始积极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以此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1.内循环的重要引擎：城镇化推进与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大加快了劳动就业人员的集聚，美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以及战争刺激，工人就业增加和工资待遇改善，为消费扩大升级创造了前提条件。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最终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旅行、住房等消费成为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占比呈现趋势性提升。消费者耐用品消费的革命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注入了新活力。20世纪20年代，消费者的家庭需求发生剧烈转变，转而用信贷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信贷支持下的“超前消费”成为美国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体现。到了1925年，75%的汽车、70%的家具、75%的收音机、90%的钢琴、80%的留声机、80%的家用电器都是通过分期付款购得。事后来看，美国信贷（信用）支持下的超前消费模式，在带来消费品进口增长而推动贸易逆差的同时，也为信贷断裂造成经济危机留下了隐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消费作用的发挥有力促进了国内需求扩大。

2.外循环作用受到抑制：贸易保护与经济大萧条

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武器采购和美国参战等，使美国军工企业大幅增长，外循环对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发挥。从许多方面来讲，即使是1929年也是经济非常繁荣的阶段，1930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状况也很难令人预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严重萧条。但随着大萧条时代到来，美国依靠外循环已经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国家之间“以邻为壑”的高关税壁垒大大挫伤了全球经贸联系，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外循环作用的发挥。1930年美国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成为一个强硬的保护主义举措，法案将进口税率提高到了近45%。由于贸易保护使得依靠外需难以走出经济低谷，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中央管制经济政策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而扩大内需成为该政策的着力点。

3.稳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作用的显著增强阶段：中央管制经济和世界经贸秩序重塑

（1）稳健“内循环”的形成阶段：收入差距缩小

一方面，“大萧条”带来的经济破坏，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并解决如何使经济恢复增长的问题。伴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央管制经济举措也被带回到华盛顿，以此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和经济更大程度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战争产生了全盛的、政府指导的“中央管制经济”。到1945年，经济力量的平衡已经永久改变，经济生活从以私人决策为首转变为政府和政治的舞台。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逐渐形成了政府管制经济发展的时代，这也是美国经济内循环走向稳健发展的阶段。

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大萧条之前，美国的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态势。Kuznets（1955）对收入分配的估计表明，在1922年大约总人口前1%的富人取得了13.4%的全国税前货币收入，这一比率在1929年上升到14.5%。相似地，家庭财富的分配也是如此，占有财富总量为前1%的人口获得的财富分配比率从1922年的40.1%上升到1929年的48.3%。中央管制经济的形成和大萧条民众的困难生活，直接推动了罗斯福政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系列举措。具体而言，与缩小贫富差距相关的核心政策，主要为1935年出台的《税收法》《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杨春学（2013）认为：“新政”遗产之所以得以拓展并在战后支配着美国的经济政策，还有其深厚社会和政治基础。“共享增长利益”政策使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出现了“增长的黄金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策力量共同带来的“收入革命”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势力。收入最高的10%家庭占总收入的比例在1932年之后急剧缩小，到1944年达到最低（约31.55%），出现了经济史学家所谓的“大压缩”时代（1939—1949年）。之后的20世纪50—70年代延续着缩小的趋势并趋于平稳（如表4所示）。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兜底作用显现。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是联邦政府对其权力和责任的进一步确认和承担（传统为地方事务：“大萧条”之前，美国社会基本上依赖于民间救济制度），是美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千百万的美国人从社会保障支付中获得益处。之后，通过历届政府的扩充，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美国公民拥有医疗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津贴。此外，《公平劳动标准法案》（1938年）的出台，标志着联邦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权力建立，颠覆了各个州在工资谈判中的传统地位。

三是科技投资力度空前加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推动了美国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对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大规模投资。战后，美国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活动的支持力度，不仅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而且加大了对国防部（DOD)和能源部（DOE)等传统机构的支持力度。投资这些基础科研又逐渐为一系列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制度性基础，这些领域包括半导体、高速计算机、计算机绘图、宽带通信、移动电话、互联网和基于人类基因组的现代化药物开发等。

（2）积极主导外循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重塑与美国全球治理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美国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等。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出台，美国开始建造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外循环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一是主导全球经贸秩序重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带来的国内供给增加，为扩大商品市场，美国逐步推动以自由贸易为表征的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产出的60%，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3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GNP）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总和的61%（盛雯雯、侯燕磊，2023）。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1974年贸易改革法》等自由贸易法案，对外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出台，通过推行互惠自由贸易，将“内循环”优势通过自由贸易输出，加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成功通过外循环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地带动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加快提升。

二是美元的全球流通体系构建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金本位制的彻底衰落，而美元稳稳地处于国际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大肆印钞，再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各国商品，将美元分发到全世界；另一方面，持有大量美元的其他国家为了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再通过购买美债、投资美国金融产品等方式，让美元回流到美国国内。可以看到，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向世界各国，各国又通过金融市场使得美元回流，这个国际经济循环的首尾两端都在美国。换言之，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三是“马歇尔计划”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扩充，经济实力也迅猛增长。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市场因政府订货减少而大幅缩小，但生产能力却仍在扩大，产销矛盾逐渐显露。同时，因为大批军人复原以及军事企业进行改组和撤销，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愈发凸显。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转型，出现了危机征兆。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在该计划实施期间，美国支出款项总计131.5亿美元，其中88亿美元用于采购国内货物。美国出口贸易开始急剧增长，1947年几乎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出口额的1/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7年仅占14.2％（见表5）。1946—1950年，外贸顺差平均每年达58.8亿美元。在出口猛增的同时，1947年美国进口贸易却仅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2.9％，造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元荒”。

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美国商品扩大了海外市场，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为美国经济此后的海外渗透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二是国内过剩的产能得以释放，缓解了美国内部经济改组中的困难，从而消除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可见，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美国成功实现由战时经济向和平发展时期转变，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掌控和支配能力，促进了美欧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围堵打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基础。

（三）国内国际双循环非良性互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消费主导、去工业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上台执政，以跨国资本自由流动为表征的全球化进入了新一轮自由扩张阶段，有力推动了全球分工格局的重塑。其中，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大大改变了全球贸易流向和流量。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模式受到影响，消费主导带来进口增长，国际分工推动制造业外迁（或竞争力式微而市场被日本等国分享）和部分服务外包，美国消费和投资（制造业）格局出现失衡并带来进出口贸易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1.以消费为基础的内循环继续保持稳健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GDP增速仍稳定在6%左右。这一状况与美国的内需稳健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以来，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新经济政策推动，美国在形成强大中产阶级的同时，也自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不同时期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美国消费者信心也随着起伏，但总体而言，国内居民消费持续高涨（如图3所示）。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在1970—2008年年均增长7.5%，明显快于同期的美国GDP增速，最终消费支出在美国GDP所占的比重高达70%。以此来看，美国消费主导下的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一度高达90%，这说明美国在此阶段是典型的内需主导型国家，外循环是更好为内循环服务的。随着巨额贸易逆差的出现，内外双循环的失衡问题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消费支出占比走高的分化态势。

2.逆差规模扩大、工业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试图推动内外双循环互促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贸易差额一直保持着顺差。但是，70年代后随着日本、欧洲等国家的重新崛起，加之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受到制约，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且持续至今，并呈现逐步扩大趋势（见图4）。美国贸易逆差呈现扩大态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消费需求增长带动进口扩大，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和美国消费的分工格局（美元外汇——美国国债——金融虚拟化——金融危机）；二是全球化浪潮下美国资本跨国流动带动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外迁和部分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尤其表现为钢铁和汽车在美国的优势地位下降。例如，制造业的就业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已经停滞，而在比例上已经开始下降，表明美国正面临工业衰退问题。

为遏制经济滞胀与传统制造业衰落，改变贸易赤字增长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除了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对日本、欧洲国家等发起贸易摩擦并推动相关国家扩大对美市场开放以外，也开始注重提振工业制造业。在1992年的竞选中，克林顿承诺要通过美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再工业化”。其他一些赞同这个目标的政客极力主张要通过一些法律来阻止现有的工厂关闭，或者建议将厂址迁至有益于健康的气候环境中，控制美国的外国投资以阻止就业“出口”，以及施加更严厉的关税和配额以维持外国产品不进入国内。由此来看，此阶段美国内外双循环协调互促的局面已经被改变，美日贸易冲突及再工业化等政策的提出，表明美国外循环已经受制于失衡的内循环并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开始向注重对等贸易和扩大出口的单向开放演变。

（四）基于美国利益优先推动内外双循环重构阶段（2008年以来）：“制造业回流”与全球经贸规则重塑

随着美国内外双循环互促格局失衡，美国经济虚拟化特征显现，加之资本逐利性膨胀，最终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重新认识到过度逆差带来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一些右翼反华势力以“贸易吃亏论”大肆攻击抹黑中国抢走了美国产业并造成工人大量失业，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单方面实施高关税引发贸易冲突并不断升级。抱定“贸易吃亏论”的美国，为赢取贸易主动和改变贸易失衡状况，开始以“同盟化”或“友岸化”推动全球经贸规则与产业链价值链重构。2020年美国民主党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政策，开始通过“小院高墙”“小圈子规则”对中国高新技术和对外经贸合作进行遏制打压和规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对美国自身也带来了极大的贸易成本和国内问题。在内循环方面，自克林顿总统提出“再工业化”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在试图逆转“去工业化”进程，除上述提到的通过保护主义打击竞争对手之外，更注重通过补贴等政策支持国内生产，以激发社会投资和就业增长，进而巩固“内循环”的稳健。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以保护主义色彩的“外循环”支持“内循环”的思路越发清晰，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美国基于“国家利益优先”，一方面逼迫双多边自贸协定重新修订，如美墨加协定等；另一方面，推动盟友加快重构小圈子规则，并以此放大美国议题主导权和影响力，进而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向美国主导方向演变，以此实现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规锁”，这种趋势愈发造成“两个平行的规则体系”，大大增加了世界经贸规则壁垒。

历史地看，苏联和俄罗斯在内外双循环互促较好的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民生改善程度最好时期。但遗憾的是，随着冷战对抗升级，苏联建国初期采取的内外双循环互促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长期执行下去，而是被“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取代，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俄罗斯早期虽然受困于休克疗法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但能够及时抓住全球化浪潮带动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有利契机，通过内外双循环的协同互促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国民生活提升。近年来，虽然受到欧美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但俄罗斯通过战略性实施“东向政策”，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为稳定经济应对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阶段（1922年至1945年）：“新经济政策”加快苏联工业化建设

苏联从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取的是注重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经济政策，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面对苏联成立初期严重的被封锁局面，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导集体明确知道，依靠自身的薄弱基础（被称为“泥足巨人”）很难实现工业化。列宁在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表示，“要在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加速自身经济发展。”为此，苏联实行了鼓励外商投资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苏联试图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贸联系的开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苏联抓住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使其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达到高潮（刘羽，2021）。1929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超过70个技术援助合同，到1931年增长到124个。同时，全世界近1/3的出口机器设备被苏联购买，大大加速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1928年到1937年），工业产值增长了3.3倍，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29年的54.5%上升到1937年的77.4%。1937年苏联工业产量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水平的23%，德国和英国水平的117.3%和146.4%（徐秉让等，1992）。总体来看，在积极利用外国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基础上，苏联通过坚持工业化先行的指导思想，迎来了高速工业化的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7.6%，且工业结构以军工、重工为主体。正是依靠强大的重工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4.4万架飞机，并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二）外循环作用逐步式微的相对封闭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80年）：西方遏制封锁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影响下走向封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丘吉尔铁幕演说和马歇尔计划推出，美西方加大了对苏联的遏制围堵，阵营化对抗逐渐升级，迫使苏联的外循环逐渐封闭化。1951年，为了加强封锁，美国先后颁布《出口管制法》和《贝特尔法案》，严格控制对苏联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并且禁止其他国家对苏联进行援助。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围堵遏制，斯大林逐渐改变苏联经济开放的方针，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并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与西方对抗，苏联的外贸重心开始转向经互会国家并消极参与世界市场，这一方针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继承和强化。此外，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苏联也以不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性组织的方式，放任美西方构建于己有利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反而使自身的对外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完全走向封闭。

在封闭发展中，苏联形成了畸形的对外经济结构，造成进出口危机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刘羽，2021）。尼·雷日科夫（1998）认为，由于长期封闭发展，消极参与世界市场，苏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弱，最终封闭的经济环境对其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从表7可以看出，“阵营对抗”造成苏联对外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其中发展程度更高的西欧国家在其外贸总额的比重长期不足1/6，而与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却占据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苏联为对抗西方阵营，发起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旨在通过经济互助、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促进会员国的经济发展。然而，作为阵营对抗的政治工具，对贸易和分工体系促进作用有限，导致其逐渐功能弱化，互惠贸易变成了单方面的援助和输血。经互会一体化经济结构安排显然不是开放型的，忽视了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赵一明、于德惠，1987）。由于经互会事实上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畸形经济联系，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严重拖累了东欧国家的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也不断加深。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苏联与西方的经贸往来再次遭受重大挫折（美国加大了对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制裁），加之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系列问题凸显，苏联愈发积重难返。整体而言，苏联既不积极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也不努力开拓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仅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并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合作，最终使苏联走上了一条闭关锁国和闭关锁营（社会主义阵营）的道路（刘羽，2021）。

（三）内外双循环互促失衡严重加剧阶段（1980年至苏联解体）：工业制造竞争优势式微和高度依赖能源资源

如前所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家工业化，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苏联最终走上了自我封闭发展经济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商品进出口结构就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完全无法与苏联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这种畸形的商品进出口结构反过来又对苏联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经互会贸易基于优势互补逐渐形成了苏联向东欧出口能源和原料，而东欧向苏联出口机械设备的格局。到1982年，东欧5国（除罗马尼亚）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占比为100%、石油占比80%、电力占比65%，对苏联高度依赖。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互为依托的角度来看，苏联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却成为工业原材料出口国，这表明苏联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在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贸易过程中，苏联向经互会国家出口大量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同时又从经互会国家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形成了一个“实质上相互重复的封闭型经济”，阻碍了苏联生产力水平的迭代发展，同时强制性分工协作也造成经互会难以立足禀赋优势发展基于市场激励的产业贸易；另一方面，贸易结构的畸形表明苏联的工业技术已经在逐渐封闭中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表现为苏联需要从西方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而自身的机器设备却无法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这表明苏联工业技术往往落后于领先的西方国家，而不是与之相当或领先（Hanson，1981）。

然而，尽管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产品出口占据主导地位（见图5），但苏联并没有掌握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国际能源价格的震荡波动引发了国内经济的起伏不定。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为刺激经济增长，苏联加大了投资规模，投资占GDP的比重曾一度达到35%的巅峰，但由于大多数投资的低效与无效，反而进一步造成产业竞争力减弱，离制造业出口基地的预期目标更是遥不可及，一些投资兴建的工业城市日渐衰落。封闭贸易、技术落后，造成经济增长失去动能而逐渐放缓，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矛盾激化，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下放企业对外贸易权限、积极参加国际性经济组织，以及缓和与西方对立，但由于缺乏体系性战略性，最终造成走私盛行，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社会形势。可以说，苏联忽视与西方的经济合作导致自身

（四）俄罗斯探索以外促内、内外互促的阶段（1992年至2010年）：提升全球能源市场影响力和积极推动国内需求增长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休克疗法”实施，俄罗斯经济遭遇严重困难——需求和国内生产受到抑制，最终导致市场大幅度萎缩和经济衰退。为提振经济，俄罗斯在工业制造部门竞争优势式微和能源资源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唯一手段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国内规制，打击寡头、收购等方式重新实现对能源资源的国家管制，能源资源收益分配权重新被国家掌控。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全球能源资源需求和能源价格不断走高，为俄罗斯提振经济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契机（见图6）。俄罗斯利用自身的能源资源禀赋优势和重工业基础优势，大幅提高能源资源产量，推动管制经济下油气出口规模大幅提升，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具体而言，以石油等原材料为主导的出口发展模式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政府通过社会发展计划，稳定基金等政策，把留存石油带来的大部分利润应用到实体经济中，以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内投资，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的投入，进而带动国内需求，实现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正是得益于普京总统上任之后，采取的包括大力推行税制改革（所得税税率统一为13%），留存石油收益，以及积极投资新兴产业等措施，使俄罗斯一潭死水的经济重现生机。2000—2010年俄罗斯经济体量增长了近一倍，人均收入也从2000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随着外循环对内循环的促进效应不断显现，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支撑作用也得到提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极大创伤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却保持了7.0%的增长率，这主要得益于石油美元所带动的国内投资和消费的高峰。

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金融危机对能源价格的极大冲击，俄罗斯当局明确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思路，推动以出口原料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这表明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考量已经从以外促内为主向以内促外、内外互促转型。俄罗斯在2008年的《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纲要》中提出的战略任务目标为：一是保持俄罗斯当前强势崛起的势头，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二是促使其从目前的资源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以高新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转变。因此，俄罗斯后续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注重发展国内需求，具体而言：在有效投资方面，要扩大国内企业生产能力，提高日常生活必需品和轻化工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适时加大固定资本投资；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要在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不断鼓励和刺激其消费，通过国家经济建设项目开发，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这一系列的政策表明俄罗斯已经集中更大的精力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尤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职工实际工资上升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投资增长使企业固定资产得以更新，带动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增强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五）主动扩大外循环和以外促内阶段（2010年以来）：积极应对美西方封锁制裁

随着俄罗斯经济崛起，美西方对俄的敌意也明显加大，尤其是欧盟和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极大刺激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战争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达到史无前例的力度，尤其是欧洲加快能源转型推动能源“去俄化”，以此打击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面对严峻形势，俄罗斯并没有采取苏联针对遏制打压时的封闭政策，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合作伙伴，广泛参与到中东等地区事务中来，并通过广泛的利益合作，有效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例如，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寻求与土耳其、沙特等改善关系，并针对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供给冲击，联合沙特等OPEC国家形成了“OPEC+”新石油合作组织架构（即“维也纳联盟”），成为主导全球能源供应及价格走势的新型力量。与此同时，加快实施“东向战略”，加强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领域合作，以此形成亚太市场与欧洲市场互为补充的能源需求格局。此外，在经济合作层面，强化与第三方国家合作，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金砖国家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治理体系等，以此推动世界政经格局的多极化。鉴于美国对伊朗等国家实施金融制裁的严重后果，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结算货币去美元化，并极具前瞻性地加强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即使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金融结算体系，俄罗斯与全球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向好态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积极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举办冬奥会、足球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契机，大幅提振基础设施投资，并结合国内开放政策，积极引入国外资本进入俄罗斯能源资源等相关产业。整体来看，随着在OPEC+主导地位的奠定、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韧性增强，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贸合作领域范围不断拓展，俄罗斯外循环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并为国内需求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循环体系的有效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应对国际更趋复杂环境的能力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和美西方产业链供应链围堵制裁，也暴露出俄罗斯内外双循环及其互促中长期存在的短板弱项，其中工业制造能力显著下降已经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国防安全。

（一）研究结论

从历史事实观察看，在实现各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国内循环越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系越协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更明显，而一旦背离这一关系，经济发展困难的局面就会显现。从本文解构的四个国家内外“双循环”构建的历史实践看，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循环和苏联初期通过打破封锁而加强资本、技术引进来的外循环，均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支撑了内循环的构建。然而，在美日贸易摩擦和美西方对苏围堵遏制的不利国际环境下，日本和苏联在外循环作用发挥上的不同举措选择，造成了更加开放与更加封闭的不同结果，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外循环作用发挥的重要性，一旦外循环作用式微，内循环就会面临阻梗堵塞，投资低效、产业竞争优势下降等随之而来，进一步削弱外循环作用，从而使内外循环深陷负向反馈循环中，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与日本不同，美国依靠广阔空间和资源优势，在欧洲技术移民涌入支持和国内交通通信网络建设支撑下，形成了内循环主导发展模式，并通过外循环实现从农业资源性产品向工业产品的优势构筑，内外循环互促加快推进了美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最终奠定了美国全球第一工业强国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内循环优势重塑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马歇尔计划实施、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以及成功遏制住苏联对外经贸联系等，使得美国外循环作用得到空前发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习近平，2020）。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东战争引发美国能源危机，经济滞胀叠加日本、欧洲产品进口冲击，美国财富阶级分化愈发严重。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加快构建，美国金融虚拟化、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推动经济脱实向虚，并引发金融危机。美国内循环遭遇不畅，外循环深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并逐渐形成了美国利益优先下更趋保守的使用美国货、制造业回流，以及构筑小圈子规则的狭隘内外循环逻辑，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极大冲击。

（二）典型国家“双循环”经济实践的经验启示

一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利益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互促的目标导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虽然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相互促进过程中发挥的主次作用不同，但双循环协调互促的本质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在复杂内外环境中，维护经济增长和国家利益，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各国实践经验表明，虽然各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资源要素禀赋不同，但外循环作用的充分发挥，有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添力，美国、日本和苏联（俄罗斯）的经验均表明了这一点。外循环的支撑（如日本的“贸易立国”），有助于稳健的内循环体系（或形成内循环的主体作用）加快构建，同时，稳健的内循环也将会进一步促进外循环作用更大范围地发挥。可以说，内外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彰显。苏联走向封闭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表明，凡是外循环与内循环协调互促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又好又快的时候，若仅仅依靠一个稳健的内循环，而失去外循环作用的赋能添力，最终也会造成内循环不畅通和经济失速、产业竞争优势式微的局面；反之，若过度受制于外循环作用发挥，而内循环稳健性构建不足，同样容易引起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因此，统筹处理好内外双循环协调互促关系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当前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以1913年为分水岭，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稳健的“内循环”），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暴发、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等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迎来新一轮重塑。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内外复杂形势变化而实施的“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望使我国在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相对韧性（内循环的稳健作用）的同时，更好利用外循环的作用而更广泛参与到全球经济格局中来，“化危为机”，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建立多边贸易规则体系。

二是制造业创新发展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互促的稳定之锚。全球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历程表明，制造业发达造成可贸易商品增多，进而带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与美国、日本相比，虽然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苏联的工业制造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削弱，最终再次沦为能源资源供应国的地位。这表明虽然一个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但不继续保持科研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研发创新，就会故步自封，失去竞争优势。同理，与日本相比，美国“去工业化”引发的汽车、钢铁等制造业竞争优势式微，并接连引发贸易逆差规模扩大和金融危机的经验再次表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互促的“稳定器”。与此同时，从产业价值链看，制造和研发看起来像微笑曲线独立的两端，但是在创新链上，制造和研发很多时候相辅相成，在某些产业，两者更是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制造环节的过度外包首先会引起产业链外移，最终可能导致创新链的迁移。换言之，“要素禀赋——制造业（工业化）——研发创新——国际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决定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程度大小。例如，德国经济的崛起与其在有机化学物的合成及相应制造工艺的开发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密不可分，法国的核工业、石油化工、航空航天、高铁、汽车等行业实力突出。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开始，其后所有最成功的经济发展范例无不起步于制造业，通常以生产服装等简单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为契机，工厂开始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升级改造生产盈利性更强的出口产品，实现从纺织业转向钢铁制造，又从钢铁制造进入平板电视、汽车及化工制造等更多领域。辩证地看，美国等国的“去工业化”也造成了对外循环的收缩效应。195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制造业从业人数占美国就业人口总量的31%。到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跌至12%和9%。针对于此，美国自克林顿政府起，就在努力推动“再工业化”，近年来陆续出台的补贴激励等政策正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

三是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是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的本质要求。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提高和贫富差距缩小有助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各国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是经济发展遇到阶段性困难的时候，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重新激发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经济增长新的质变，进而有助于构建形成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协调互促发展”的新发展格局。例如，在能源出口获取更多外汇资金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快启动了税率改革等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人均收入实现了大幅提升，较好发挥了外循环对内循环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美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在遭遇大萧条的形势下，美国又通过“中央管制经济”的系列举措，提升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和缩小贫富差距，并逐步形成规模较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有力促进了美国内循环的稳健和内外双循环的协调互促。日本在构筑内外双循环协调互促的过程中，高度重视贫富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公平）、公共福利和经济稳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将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积极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机械化水平，扩大农户兼业化及收入来源，到1972年日本农户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1亿国民皆中产”的说法在日本很流行。整体来看，日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无一不表明，只有大力实施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举措，居民消费群体规模才能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潜力才能得以有效释放，消费的增长既促进了经济稳定，又通过内外贸易改善了内外循环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金融危机表明，建立在个人信用支持下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可能在恶化外循环的同时，加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最终造成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从政策启示来看，缩小贫富差距涉及到众多领域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既是经济周期性起伏和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发展目的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美日苏俄四国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积极推进类似的改革进程。

四是坚持互利共赢扩大开放是充分发挥外循环作用的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2020）。回顾美日苏俄四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演变历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稳定或恢复经济增长；反之，经济增长势头将受到不利影响。美国、日本和苏联实现工业化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外循环作用的更好发挥。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在对外开放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取向，并造成了不同的经济效果。例如，苏联初期，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主动通过开放来利用西方资金、技术，显著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西方阵营对抗的复杂形势下，苏联虽然构筑了经互会等区域开放组织，但这一组织的封闭性和基于意识形态形成的联盟，最终使苏联陷入了封闭的发展环境。反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阵营对抗中，并没有采取苏联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划分贸易伙伴的策略，而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保持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即使在1958年欧洲共同体成立以后，德国也没有狭隘地局限于绝对依靠欧共体内部贸易，始终与非欧共体成员国保持密切经贸往来。日本基于自身禀赋，着力实施“贸易立国”政策，然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偏重出口导向而限制外国准入的单向开放造成了美日贸易冲突，最终迫使日本主动取消进口限额来改善美日双边贸易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并没有抱着美日双边关系不放，而是更加积极的利用中国等亚洲国家加入WTO带来贸易增长的契机，积极发展同东亚、东南亚等国家的经贸合作，并结合北美自贸协定的趋势性判断，逐渐主导建立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进程，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随着中日韩+东盟，日本+东盟等贸易机制建立，日本更加注重构建形成以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和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开放格局，这也成为日本主动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日本更是主导了CPTPP的签署生效。对美国而言，贸易保护主义始终伴随其建国以来的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和外部发展环境遭受不好变化时，美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保守派就会极力渲染贸易不平衡、贸易吃亏论，破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开放合作。但实践的效果表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放弃开放合作，往往起不到对应的效果。例如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渐增大的贸易赤字压力，美国通过“史密斯协定”“广场协定”等国际协调手段，联合干预日元和德国马克兑美元的大幅升值，短期内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但并未扭转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格局。从政策启示来看，苏联和日本的政策举措表明，在面对贸易制裁贸易胁迫的复杂环境下，不是要紧抱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不放，而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多边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积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分工合作，推进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