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内涵、缺失与重塑时间： 2016-11-26信息来源：何继新 李原乐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公共服务有效配置作为产城融合的“催化剂”“黏合剂”“膨化剂”，对产城融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是以公平、效率为目标导向，实现数量匹配、结构匹配和质量匹配的价值内涵，达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有效分配、有效利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在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并未完全实现公共服务的动力作用，在空间维度、类型维度、时间维度等存在诸多失效问题。公共服务配置滞后、结构匹配失衡、空间格局错位反而成为产业化与城市化有机融合的巨大阻力，只有强调城市发展空间区位公共服务资源要素匹配，关注产城融合区功能差异化，重视产城融合的发展时序，才能重塑产城融合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加快产城融合的步伐。
    　[关键词]公共服务；产城融合；有效性；缺失与重塑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6）08—0015—06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价值链视域的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困厄与解围机制研究”（13BGL151）阶段性研究成果；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项目（TD12—5063）。
  　  [作者简介]何继新（1972—），男，吉林吉林人，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服务管理；李原乐（1991—），男，山东菏泽人，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服务管理。
    　DOI：10.16331/j.cnki.issn1002—736x.2016.08.004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现阶段，在城市面临空间拓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压力下，产城融合正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在产城融合不断推进发展进程中，产城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城市化与产业化的嵌入式匹配和交融，要求“产业—城市”功能、空间、结构、资金、人员等多层次多维度交互整合融合，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格局。其中，“产业—城市”的发展框架体系的支撑必须依赖于驱动城市持续更新和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构建“产业—公共服务—城市”的整体发展逻辑，城市是平台场域，公共服务是支撑保障，产业是驱动力，借以实现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的重要依托和支撑，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产城之间要有对应资源要素的规模、结构匹配度，尤其是在服务生产和生活的公共服务方面，不能一快一慢，脱节分离，产城融合没有公共服务支撑，即便产业集聚，也是“后劲不足”；产业没有公共服务的保障和依托，即便再高端，也只能因为缺失生产和生活服务基础而造成产业“贫血”。然而，在不断推进产城融合的背景下，由于普遍存在职住分离、“产”“城”分离割裂、空间格局规划错位、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公共服务配置与产业发展、公众生活匹配严重失衡，突出表现在公共服务配置数量、结构和质量匹配等方面。且当前以产城融合为背景，研究更多关注产城融合困境、路径及其测度评价，对于产城融合中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甚少。据此，研究从产城融合与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内涵界定出发，致力于在产城融合背景下，厘清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涵义、目标和内容，考量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缺失维度，以及如何重构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对促进产城融合及其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发挥公共服务在产城融合中的多维功能作用，具有重要理论及实践导向意义。
 
     　一、产城融合与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

　　（一）产城融合和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涵义
 
 　   在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产城融合理念逐渐被引入与关注。其涵义在学术界尚没有公认的、系统的定义。张道刚（2011）认为产城融合实质就是城市与产业的双向“平衡”，产业激发城市活力，城市活力为产业提供发展条件。刘瑾（2012）认为是以生态环境为依托、现代产业体系为驱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融合、多元功能复合共生的新型城区。李学杰（2012）、苏林（2013）则把产业与城市“融合”看作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协同共进，实现“产”和“城”协同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将产城融合定位为功能融合、空间融合、居住与就业融合、产业区与城镇区融合等方面，是包含产、城、人三个本质要素的产城融合。
 
    　公共服务配置是指根据特定规划理念与目标，按照一定方法，对城市不同区域的公共资源进行系统安排、设计、组合与布局，形成多目标、多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来满足多数公众公共服务的需求过程（Melkote，1996）。其中，一些学者以公共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理论为基础，基于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提出公众平等享用各种服务是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涵义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地理学中，基于不同群体及阶层的差异化需求，通过考虑公共服务供给布局的合理性程度，判断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此外，通过对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公众期望等公众满意度感知评价，也可以评价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可见，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既有公共服务配置之前的区位合理性和均等化公平性的分析，也有公共服务配置之后的满意度评价（宋正娜、陈雯、袁丰、王丽，2010）。其内涵包含公共服务配置合理性、配置公平性以及公众使用满意度，这是产城融合背景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供给、有效分配、有效利用的结果。
 
    　（二）产城融合与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关系
 
    　有效的公共服务配置是城市运转、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保障，更是产城融合的关键环节。产城融合建设没有完善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就没有城市产业发展的载体，就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和特色产业集聚，城市就是“空城”，产业就会“空转”。
 
    　1. 公共服务有效配置是产城融合的“催化剂”。随着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可以带动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集聚，拉动产业人口迁移定居生活，建构新城生活消费场域。一方面，公共服务设施是新城产业发展的前端基础和基石，在产业转移集聚的“大军未动”之前，需要公共服务设施“粮草先行”，依据其辐射效应，促使新城建设迅速启动和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基础性公共服务的高效配置与合理分配，会提升新城产业人员生活生产环境的公共服务舒适度与满意度，吸引更多人才人员进入新城生产生活，带动产业转移集聚，催化产城深度融合。
 
    　2. 公共服务有效配置是产城融合的“黏合剂”。我国多数产业园区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缺位，服务配套缺失，功能规划单一，导致职住不平衡、钟摆式交通、潮汐式生活、城市与产业融合脱节等城市病问题不断出现，从而阻碍了工业园区城市功能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在产城融合中，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形态应与产业业态相配套，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决定消费水平，消费水平影响公共服务需求。因此，公共服务有效的配置来缝合城市与产业脱节、工作与消费分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化”的布局与“系统化”的组织，为人、产、城的良好运转提供物质基础，从而使城市与产业在优良的公共服务环境载体下稳步融合。
 
    　3. 产城融合是公共服务有效配置的“膨化剂”。产城融合面对着产业不断升级和城市快速发展的共同客观情境压力，要求产业与城市必须协同运转，更需要公共服务设施与之相匹配，并进行提前升级。产城融合的理念就是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融合、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融合，改变功能单一的用地布局和散乱冷漠的物质空间。并且在产城融合的精明增长、蔓延和扩张中，会不断重视初期阶段产城融合与公共服务配置的规划、生产性与生活性公共服务的规划。同时，随着产城融合的不断深入与推进，会促进公共服务配置由无序向有序、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低质量向高质量转变。因此，结合产城融合的理念与推进过程，会不断推进公共服务配置的科学性、有效性，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
 
    　二、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目标和内容
 
　    （一）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目标
 
    　1. 以相对均等为导向的公平。Tsou等（2005）认为，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然而，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其具体表现为“均等化”的价值诉求。学者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解为三个种类：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因此，在产城融合进程中，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核心理念就是以相对均等为导向的公平，这也是产城融合全面和持续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概念延伸，且应树立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三个目标导向。权利平等即园区内或城市新区中居民不因户籍、地域的差异而区别对待，都能享有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机会均等是由于产城融合发展中不同主体能力水平不同、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同，因而对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出现分异，所以在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需实行多层次多主体切合实际的差异化供给，尤其避免公共服务资源过多集聚单一领域产业主体和人口群体；结果均等不是绝对的均等或“平均主义”，而是避免由于政策导向、利益博弈等原因，致使产城融合主体之间占据和消费公共服务资源的差距水平过大，力求公众享有相对水准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2. 以效率为导向的价值判断。效率是公平的公共服务价值诉求实现的基础。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设计中，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中，宏观层次的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是在不减少其他人社会效益下，实现社会状态帕累托最优；微观层次的效率是劳动生产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Njoh A J（1994）基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满意度建立了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孙德芳、秦萧、沈山，2013）。综上，产城融合中的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要保障公共产品类型及数量符合新旧城公众需求，供需均衡且有一定适度超前性；二是技术效率，是在满足供需均衡的基础上实现最小成本供给生产，考虑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产出对比关系；三是在均等化基础上，要考虑企业和人们公共服务消费差异化偏好和价值，还要分层次分类型体现新城和旧城主体地位，最大限度满足生产和生活服务需求。
 
　    （二）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内容
 
    　1. 公共服务配置数量的匹配。作为产城融合区，不仅具有生产功能服务区、生活功能服务区，而且应有娱乐、生态等功能区，但多数园区由于规划不合理或对产业发展过于重视，导致产业用地粗放扩展，而生活用地急剧紧缩，无法供给与产业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例如，杭州青山湖科技城由于基本服务设施缺乏，每天有5万人往返于相距25km的杭州主城与科技城之间；青浦工业园的就业人口达到12万，工业用地面积为30km²，但是生活服务设施却非常缺乏。然而，公共服务数量的有效匹配是产城融合中满足“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要求，萨缪尔森提出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均衡配置，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会使国民收入均等分配，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产城融合背景下公共服务数量配置也需均等化，并且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产城融合的发展阶段而变化，其均等化最低标准应是政府提供的道路、水、电等基本需求，其次是满足产业、城市正常运转的物质需求，最终标准是使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享有均等化服务。
 
    　2. 公共服务配置结构的匹配。产城融合按结构元素分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融合（向乔玉、吕斌，2014）。产业结构是产城融合的动力，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将产业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产业，公共服务配置应结合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的不同需求与特点，在满足产业发展条件下，配备生产性服务设施以及与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类服务设施。不同规格、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虽然其产业发展特点、发展进度不尽相同，但在公共服务配置中，应强调公众到达服务设施地点进行活动时所需花费的成本最小，即满足空间可达性。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结构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Bach，1981），空间结构公共服务匹配度的提高，将使城市各功能连接更加紧密。社会结构的公共服务匹配是促进产城融合的保障，即公共服务的配置可根据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不同类型园区人员的教育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从业结构进行协调匹配，考量消费群体、就业群体与收入群体的差别。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结构整合，社会结构中就业人群、消费层次也趋向多样化、多级别，因此，公共服务配置应与城市结构类型契合，形成园区与母城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3. 公共服务配置质量的匹配。所谓公共服务配置质量匹配主要是指公共服务配置是否能够促进产城融合及提升生产生活公共服务需求满意度。国内成熟开发区经验表明，有效的公共服务配置不但加快产城融合步伐，而且促进园区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甚至促使新城转型。公共服务配置质量的提高，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制定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完善公共服务配置，从细微化服务入手，进行针对性的功能安排、设施统筹和制度设计，以集约配置、效率提升的理念，真正引导城市功能、效率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城融合。此外，生产生活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是对公共服务配置质量的重要评价标准（纪江明，2015）。公共服务配置质量提高了，会增加生产企业和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满意度，吸引更多企业和技术及产业人口迁入新城，产业人口及企业会“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区位，进而倒逼、催生和改善公共服务配置水平，不断提高配置质量。
 
    　三、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多维度缺失
 
    　（一）空间维度：赶超、粗放、趋同式的供给失范
 
    　基于空间维度考量产城融合下的公共服务配置，可以从区位、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等向量分析公共服务的“空势”配置。产业园区的区位选择具有边缘型产业园区、近郊产业园区、远郊产业园区，不同区位的产业园区由于区位优势，公共服务配置则不同，且对于同一园区中公共服务配置的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也存在差异，由于考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是时”状态的投入才能实现最大效益。因此，在产城融合演进中，公共服务配置的“空势”凸显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没有结合现有老城旧城公共服务资源及发展实际状况，机械套用产城融合理念或盲目提出“跨越”“赶超”发展，造成大量“空城”“鬼城”出现；二是边缘型、近郊型产业园区交通便利，但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考虑不足，公共设施缺乏，造成公共服务主要依赖主城区，职住分离，钟摆式交通（唐晓宏，2014），而远郊型工业园区一般是“划地造城”，为进行资本积累，多采取粗放式发展，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产业用地与城市用地比例严重失衡，生活、商业等设施无法有效供给；三是公共服务趋同式供给，没有考虑不同园区空间区位差别需求和彼此协同联动性，造成公共服务供给空间失配，资源浪费，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压力增加。
 
    　（二）类型维度：乏力、单一、非对称的供给失调
 
    　纵观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时期农业园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发展到现在以行业为主的软件园、文化园、物流园等类型的专业化园区，以及与新兴产业结合的“大学城”“智慧城”“海绵城”“生态城”等现代特色城市。在多样化的产业园区中，不同产业园区的公共服务配置内容也不同。第一，传统产业园区，尤其是进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生产的农业园区与工业园区，固化的发展思维使公共服务更新换代明显乏力，陈旧的基础设施使新技术、新科技无法得到有效运用；第二，以行业为主导的专业园区，园区内人员层次不同、工作环境不同，对工作人员的根本性需求缺乏了解，总存在统一配套、统一供给，造成公共服务单一，配置同构现象；第三，为有效实现产城融合，针对公共服务应重点考虑生产性服务设施与生活性服务设施的配置比例，尤其在新兴产业园区容易形成资本、技术、劳动密集区，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促进产城融合，因而应协调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设施比例，并与园区吸引集聚人才的功能需求相匹配（赵玉奇、衷菲，2013），避免过度强调对称性配置。
 
    　（三）时间维度：滞后、错位、非协同的供给失序
 
    　产城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产”与“城”作为两个体系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两者的融合是通过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实现新平衡的创新过程。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过程应注重产城融合的时序性。产城融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公共服务配置的时序性需求不同，且公共服务的供给也考虑其功能作用的最大发挥时机，只有“是时”状态的投入才能实现最大效益。这里，从回顾国内成功产城融合范例发展历程来看，也有其公共服务配置的“时势”规律。一是在起步发展阶段，产业园区处于孤岛化发展形态，以产业发展为主，注重资本原始积累，公共服务只配置少量基本的小型设施，较高层次的公共服务还十分缺乏，生活类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文化、商业、绿地、休闲设施等普遍不足，没有城的概念（李文彬、陈浩，2012）；二是在快速成长阶段，产业园区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必要生产性公共服务配置水平较高，但由于“生活功能滞后生产功能”的发展理念，使得公共服务只能以“先上车、后补票”的模式建设，从而造成“产”“城”割裂、发展时序不同步、空间错位等格局；三是在成熟稳定阶段，产业园区已成为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新城区，但往往面临如何有效分配、高效利用公共服务，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性等问题。
 
    　四、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重塑
 
    　（一）产城融合下重塑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机理
 
    　如图—1所示，加强产城融合下的公共服务有效性配置是促进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前提之一。公共服务配置失效已严重制约了产城融合推进能力和质量，包括降低产业和人才迁移集聚力和吸引力，增加城区公共服务消费成本，浪费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形成“产业一支独大，服务跟进严重滞后”的格局，严重阻碍了产业与城市的融合、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融合、旧城和新城全面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因此，促进产城融合发展，需要重塑公共服务配置，着力强化公共服务承载力实现以城促产，以产活城，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基础上，紧密结合产业园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以增强园区和城镇综合承载公共服务能力和支撑产业发展，提高吸纳集聚转迁人口以及为产业和宜居生活发展提供配套服务的能力，规避公共服务多维层面配置失效，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区的基础、功能服务设施建设，促进产城融合。
 
    　这里，可以结合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的实践，基于有效处理“产业—城镇—公共服务”联动协同关系，按照公平的原则、灵活的方法和创新的思维重塑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主要运作关键点有两个。一是从产城融合公共服务内部系统和产城外部情境系统要素、结构分析出发。一方面，在产城融合公共服务内部系统上，重点考量公共设施服务、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等三类公共服务的有效匹配性，包括产城融合中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以及表现在质量、结构、空间、主导功能等方面的供需匹配。另一方面，由于产城融合下的公共服务配置往往因空间层次、园区类型、发展阶段、供给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特征，具有空间结构复合性、服务水平动态性、配置推进时序性、供给主体多样性、服务对象差异性等特点，可以从产城融合外部情境系统，围绕空间分析、发展阶段演进分析、产业园区类型（国家级新区、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特殊功能区）和其他制约因素等方面分析，进而形成内部和外部双层有效匹配，建构产城融合发展与公共服务互通互融、相互支撑的有效配置体系。二是基于产城融合发展与公共服务协同，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目标关键在于防止“三化”。这就是城镇发展要有产业作支撑，防止“空心化”；产业发展要以城镇为依托，防止“孤岛化”；产业和城镇发展要以生产和生活公共服务实施能力为保障，防止“软骨化”。因此，重塑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的内部机理在于：按照公平、效率原则，通过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主体复合协同治理，在产城融合系统中按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有效分配、有效利用的配置逻辑，实现产城融合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城市服务功能完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目标。
   
    　（二）产城融合下公共服务配置有效性多维重塑治理
 
    　1. 空间层次维度：强调空间区位资源要素匹配。当前产城融合服务配置失效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表象的功能失衡、职住分离、服务滞后等问题，更需要从不同空间层次、不同区位类别及不同需求差异等方面重新审视公共服务配置失效的核心问题。建立统筹全局的大视野，制定准确的控制规划，选择合理的配置方式，最终形成公共服务配置多元化的空间形态结果及明晰的空间层次分布。首先，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作为有效促进产业与城镇相结合的路径，为使其准确实施，各地区要审时度势，充分认知自身现实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强化分析微观现实产业发展基础能力，尊重产业园区及产城融合地区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合理配置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与类型，不能机械套用和模仿。其次，边缘型、近郊型与远郊型的产业园区应结合自身特色，根据园区与主城区的距离，配置符合自身发展的公共服务。边缘型及近郊型产业园区依据其与主城区的区位优势，构建联动产业园区内部、周边城镇和主城区的多层公共服务配置格局，在大型公共服务设施中实现共享共建。远郊型产业园区可以走产城融合之路，应以新城区的定位配置公共服务，构建内外衔接的交通体系，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坚持公共资源均衡和适度超前配置的原则，进行前瞻性预判与规划，防止城市病的发生。最后，同一园区内的微观层次公共服务配置，应根据园区主导功能、公众消费水平与需求特征进行差异供给，避免公共资源浪费，通过有效供给、有效分配，实现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从而使公共服务得到有效利用，实现公共效益与福利的最大化。
 
    　2. 功能区类型维度：关注功能差异化匹配。走产城融合之路，是解决居民就业、居民生活问题，促进新城发展、经济增长的应有之道。然而，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国家级新区、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特殊功能区和产业园区是否适合走产城融合之路应值得关注，因此，在公共服务配置中公共性设施、生产性设施与生活性设施也应该区别配置，结合功能区和产业园区主导功能、公众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重点配置产城融合区迫切需要的服务设施。一方面，传统功能区和产业园区由于功能单一、重产业、轻城市，原有生产性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生活性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比例较低，使得产城分离问题亟需通过加大生活性服务设施建设改变现有局面。因此，通过合理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结构比例，均衡区别植入生产、生活和公益性服务功能，完善各类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构完整服务配套体系，使园区拥有新动力，从而实现产城融合。另一方面，专业化的产业园区以及具有特色的新兴产业园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要求吸纳和聚集规模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因此，此类产城融合区需要生活公共服务设施高效配置，不仅需要公共服务高质量，特别是商业和娱乐功能设施应重点配置。
 
    　3. 时势演进维度：重视发展时序匹配。公共服务作为产城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产城空间结构的支撑体系，有时可能成为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门槛性要素。因此，在配置公共服务时，应结合产城融合的发展阶段与发展需求，既不是一味地要求重视产业发展而降低城市功能，也不是倾向公共服务配套的规模越大越好、能级越高越好，更不是使用“跨越式”“赶超式”“嵌套式”途径思路建设产城融合区的公共服务，而是前瞻性准确判断不同类型产城融合区的发展演进变化阶段，强调分时序地推进。一是对于起步阶段的园区，需要通过发展产业来聚集人气，应着重推进生产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为产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生活类和公益性设施按照社区级进行配置，但对于产业园区职工应满足其居住、交通等基本服务要求。二是对于成长期的园区将会向综合型产业园区转变，伴随着产业园区的转型，应注重按照社区级或市级服务配套，注重生活性服务设施配套的多样性，强调增加教育、医院、体育、酒店、产业服务平台等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设施。三是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园区，已逐渐变为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城区时，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结构日趋复杂化，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多样化，应强调就业结构与居住结构的匹配，生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匹配，并采用渐进优化的时势改进策略，保证公共服务配置的有效性。
      　[1]纪江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公众满意度是公共服务的第一标准 [N]. 中国经济时报，2015—06—08（8）.
    　[2]李文彬，陈浩. 产城融合内涵解析与规划建议 [J]. 城市规划学刊，2012，（7）：99—103.
    　[3]李学杰. 城市化进程中对产城融合发展的探析 [J]. 经济师，2012，（10）：43—44.
    　[4]刘瑾，耿谦，王艳. 产城融合型高新区发展模式及其规划策略——以济南高新区东区为例 [J]. 规划师，2012，24（4）：58—64.
    　[5]宋正娜，陈雯，袁丰，王丽. 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499—1508.
    　[6]苏林，郭兵，李雪. 高新园区产城融合的模糊层次综合评价研究——以上海张江高新园区为例 [J]. 工业技术经济，2013，（7）：12—16.
    　[7]孙德芳，秦萧，沈山.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J]. 现代城市研究，2013，（3）：90—97.
    　[8]唐晓宏. 上海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J]. 宏观经济管理，2014，（9）：68—70.
    　[9]向乔玉,吕斌. 产城融合背景下产业园区模块空间建设体系规划引导 [J]. 规划师，2014，30（6）：17—24.
    　[10]张道刚. “产城融合”的新理念 [J]. 决策，2011，（1）：1.
    　[11]赵玉奇,衷菲.产城联动与产城融合——伊犁河谷大伊宁地区工业空间布局的探讨 [A].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人民政府.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25分会场:产城互动与规划统筹研讨会论文集 [C].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人民政府，2013：6.
    　[12]Bach L. The problem of aggregation and distance for analyses of accessibility and access opportunity in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81, 13 (8): 955—978.
    　[13]McAllister D M.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6, 8 (1): 47—63.
    　[14]Melkote S. Integrated models of facility location and network design [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96: 33—34.
    　[15]Tsou K W, Hung Y T, Chang Y L. Accessibility based integrated measure of relative spatial equity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J]. Cities, 2005, 22 (6): 424—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