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给视角的我国经济转型研究时间： 2016-06-30信息来源：谷亚光 谷牧青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长期粗放型增长和前期刺激政策所累积的结构性矛盾纷纷涌现。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供给端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要素成本日益提高；后发技术追赶优势弱化，尖端技术供给缺乏；经济体系高杠杆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多重困境。因此，合理借鉴并有效拓展供给学派思想，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供给端的机制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从而使国民经济顺利完成由以往高速增长向未来中高速增长轨道的转化。
　　关键词：结构失衡；供给创新；经济转型；动力转换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5）06—0055—06 收稿日期：2015—09—20
　　作者简介：谷亚光，男，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特聘教授（郑州451150）。
　　谷牧青，男，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硕士生（北京100091）。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5.0142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与挑战相互交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对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经济结构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稳保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定力，紧密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合理借鉴并有效拓展供给学派思想，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国民经济供给端的机制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降低经济体系对需求扩张的依赖，从而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由以往高速增长向未来中高速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
 
　　一、供给学派理论渊源与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理论实质是对亚当·斯密所阐述的以“看不见的手”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机制思想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以国家干预来实现总需求扩张的“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大萧条中登上了独领风骚的历史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引领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参与达到空前程度。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出现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共存的滞胀困境，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昔日锋芒。经济理论的演变源于经济形势的变革，这时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各大流派也就应运而生。其中，供给学派主张以供给管理取代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受到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重视，并在欧美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具有较为明显的政策导向。
 
　　1. 复兴“萨伊定律”，针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思想，供给学派复兴了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正如李嘉图所言，“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若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生产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1]。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在供求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需求，而是政策失灵导致总供给出现问题。短期而言，需求刺激是经济繁荣的动力，但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恒久动力源自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回应与引导。有效供给直接决定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经济发展停滞根源则在于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提高总供给的规模与质量才是确保经济长期繁荣的明智选择。
 
　　2. 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
 
　　供给学派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我调节与稳定能力，人为干预会破坏其固有稳定性。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增加微观主体的运营成本，而且使其灵活性受到抑制。为改善一国总供给，就必须充分依靠市场机制，消除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多重壁垒，增强市场环境的竞争性和流动性，通过激励机制增进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随着它们创新性、创造性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经济发展就会加快，社会就会走向长期自由与繁荣。供给学派虽倡导市场机制，但并非完全否定国家干预，只是反对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政府则应辅之以适度的生产性干预，从而营造出促进经济创新与发展的自由氛围。在市场经济中，私有部门运作效率通常高于公共部门。因此，适度削减公共部门权力和规模，减少对微观主体的繁杂约束，能够为经济体系释放更多市场活力，促进社会的长期繁荣发展。
 
　　3. 提出“拉弗曲线”，主张减税并控制政府开支，激励人们生产、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
 
　　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税收总额与税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升高，税收总额先是增加，当税率达到某一界限时，就会抑制人们生产、投资和消费，削弱税基，使税收总额下降。乔治·吉尔德指出，“税收政策要能有效地影响实际收入……在于改变对供应者的刺激……使人们喜欢工作胜过闲暇，乐意投资胜过消费，生产源泉胜过财富的洼坑，纳税活动胜过不纳税的活动，这样政府就能直接而有力地促进真正的需求和收入的扩大”^[2]。此外，高税率会提高直接成本而加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会提高累进税税负。为提高减税的激励效果，供给学派强调币值稳定的重要性，保证货币数量增长与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相一致。减税、增支和控制债务通常无法同时实现。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同时应削减政府开支，否则赤字将迫使政府超发公债或提高利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造成经济衰退。因此，减税和控制政府开支应协同操作来平衡财政预算，鼓励经济体系增加生产性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化解滞胀困境。
 
　　二、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民经济供给端的困境透视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步放缓趋势，经济下行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局部性与部门性风险依然严峻。长期粗放型增长使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受到削弱，而危机时期的刺激政策更是大幅压缩了需求管理的操作空间。就供给角度而言，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参数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分析，我国国民经济供给端面临如下困境。
 
　　1. 经济增长的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经营效益降低，依托要素驱动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与此同时，我国将大批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长期的“库兹涅茨过程”使我国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但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以及工资水平上升，人口红利逐步弱化；同时，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使得产业和区域之间劳动力优化配置效率日益降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的峰值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同比减少244万和371万；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由2011年9.1%升至2014年10.1%；人口总抚养比由2011年34.4%升至2014年36.1%，老年抚养比由2011年12.3%升至2014年13.7%，人口老龄化迹象显现。劳动力供给弱化推动劳动力成本日趋上升，2010—2014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12.5%，而农民工月均工资年均增长15.1%。过去无限供应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已大幅减少，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已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除人口红利下降外，高级技术工人匮乏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转轨中的桎梏。同时，我国土地资源供给刚性加剧，土地成本与环保成本逐渐上升，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0%，流通成本亦占总成本的18%以上，约为国外两倍。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利润大幅收缩，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显著弱化。当前只有大幅提高人口质量红利和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压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 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步缩小，后发技术追赶优势弱化，尖端性技术有效供给匮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过去技术水平总体较为落后，产业形态亦有很大差距，后发技术追赶优势突出。因此，我国能够有效借助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成熟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高速提升。但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化，产业形态与发达国家日渐接近，技术差距亦逐渐缩小，后发技术追赶优势逐渐弱化。当前经济转型亟须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尖端技术作支撑，但由于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尖端技术的海外引进难度日益加大，单纯依赖技术引进来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捷径已不可持续。同时，我国长期立足于制造大国，创新意识和能力缺乏以及法治体系对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不强等因素造成国内企业内生创新动机的弱化，外部技术依赖惰性短期难以改善^[3]。自主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已无法满足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尖端技术的有效供给不足更是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前期刺激造成产能过剩，国民经济面临高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双重困境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2009年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和财政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为配合中央政府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兴起举债融资热潮，很多地区未经科学论证就进行重复性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建设，造成债台高筑、资本错配与产能过剩^[4]。据惠誉评级资料，截至2014年，我国总体债务约占GDP的242%^[5]，而金融危机前该指标低于160％，我国已是全球负债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我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足65%。过度投资引发的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使我国资本回报率大幅弱化，与之相伴则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据白重恩等测算资料，2000—2008年，我国平均资本回报率约为22.26%，但之后由2007年的26.72%降至2013年的14.7%^[6]；据摩根大通朱海滨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8年的3.2%降至2013年的1.1%，中国潜在增长率下滑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所致^[7]。若对投资结构进行考量，一般而言，设备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以房地产为主的建筑安装投资则抑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由政府拉动的建筑安装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迅猛扩张，而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其来有自。因此，今后在适当降低投资率的同时，应合理改善投资结构，减少盲目性建筑安装投资，加速先进机器设备更新换代，提高实体经济生产效率，从而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三、强化供给管理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现实国情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经济转型过程亦面临着诸多困境。借鉴供给学派的思想强化供给管理是为了解决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痼疾，而并非实施经济自由主义。诸多后发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忽视自身国情而盲目套用其教条所引发的灾难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应当从现实国情出发，合理借鉴并有效拓展供给学派的思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稳步释放市场活力，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化解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梗阻，推进供给端的结构性优化改革，摆脱粗放型增长和前期刺激所引发的经济失衡，改善和提高潜在总供给，从而优化国民经济的结构、质量与效益，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方为我国未来道路的明智选择。
 
　　1. 确保宏观政策的长期性与战略性，降低政策不稳定性所引致的社会成本，为结构性优化改革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
 
　　过去10多年中，由于多重因素交织，我国经历了经济结构漫长失衡期。供给学派认为，过度的需求刺激只能推动经济总量短期虚增，扭曲商品和要素价格，干扰市场力量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经济大起大落，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经济结构失衡困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的需求刺激空间也已日趋收窄。但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只是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体系仍有巨大回旋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内部环境日趋稳定，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将逐步化解；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三二一产业布局已初步形成；区域经济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增长动力强劲；城镇化率仅约为55%，未来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所引致的内需提升将大幅拉动经济增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局势没有变，全球化的推进将为我国提供稳定的外部动力。我国历经30多年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达到一定临界水平后，经济增速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收敛是一种必然，若适时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就能实现向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跃迁。强化供给管理优化经济结构就要着眼于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与发展，应在保持经济增速底线7%的基础上，稳保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定力，避免采取不必要的大规模刺激，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侧重定向调控和微调预调，强化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化解经济结构失衡。财政政策要与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相配合，定位于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和反衰退的短期目标，有效权衡稳增长与控债务的关系，优化支出结构，适度宽松财政资金，通过支持教育、科技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内生动力。货币政策应通过稳定物价来稳定预期，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性与发展可持续性；逐步用价格型工具替代数量型工具，并创新使用PSL、SLO等结构性工具，提高调控精度与效率；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三农和基础设施资金支持，激发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
 
　　2.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对冲人口红利弱化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压力
 
　　侧重经济转型的统一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物质资本存量较少，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物质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驱动。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物质资本存量增加使得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8]。目前人力资本积累已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急速扩招，国民教育平均年限虽然逐渐延长，但人才培养质量却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这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形成制约；职业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系统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应强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同时，着力提升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作为培养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平台，研究生教育决定一国的长期竞争力。应加大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严格培养标准，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需重视实践教育环节，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和人才培养多元化，为社会输送研究与应用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其次，应规范和发展职业教育，推行终身教育理念，提高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职业教育涵盖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它能使人们短期内掌握急需技能，是具有高回报率的人力资本投资。德国极其重视职业教育，为制造业输送大量高级技工，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竞争力。我国高级技工匮乏，应积极借鉴德国经验，培养高端技术工人，促进制造业精细化和尖端化，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应加强对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确保人力资本持续性积累。
 
　　3. 稳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打通生产要素流动过程的多重壁垒，有效降低要素流动成本，释放要素的最大产出潜力
 
　　要完善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要素配置机制，逐步消除制度和人为障碍，化解资源配置的价格扭曲，使生产要素加速向能发挥其最大效能的领域和区域流动，倒逼微观主体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促进潜在总供给提高。首先，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审慎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稳步推进农用土地流转，缓解土地成本日益升高压力。这个过程亦能有效释放农业人口，缓解劳动力稀缺压力。同时，应配合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发展集约型、高端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并重视农产品深加工，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建设农业强国。鉴于目前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可积极实施“农业出海”，加大对海外粮企的并购力度，建设战略性海外粮源体系，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其次，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人本型城镇化，赋予进城务工人员合法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梗阻，使其加速向发挥最优潜能的岗位流动。城市人口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将促进生产分工与就业结构细化，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将养老保险移交国家直管，依照多缴多得原则，建立全国统筹的保障体系，为劳动力优化流动和退休养老提供制度保障，解除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另外，为打破劳动力流动中的刚性供给，在允许“单独二胎”的基础上，生育政策应渐进性稳步放开，确保高质量、高素质劳动力的后备供给，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冲人口红利下降压力。最后，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民生投入和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化解市场化改革中的潜在矛盾，确保宏观大局的稳定性。
 
　　4. 重视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灵活推进结构性减税，适当降低实体经济所得税税率，激励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优化总供给的质量与结构

　　根据“拉弗曲线”，在合理区间内适度减税能促进实际税收增长，过度征税则导致实际税收降低。宏观层面而言，税收政策具有供给效应，适度减税能够激发劳动者和企业家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加企业竞争力，刺激经济发展与税源增加。当前导致我国广义税负高居的主要原因并非税收本身，而是财税体系中存在多种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政府收入等。因此，今后应积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灵活开展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激发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体系总供给水平。第一，在强化顶层设计和全局谋划的前提下，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决清理和整顿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加价收入，通过降低企业运营负担，以提高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另外，应提高财政资金运作效率，进一步降低不必要的行政开支，竭力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率投资，切实为实体经济的减负拓宽空间。第二，应进一步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与更新改造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对先进机器设备的采购与置换更新，加速资本折旧，提高生产运作效率，缓解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压力。第三，完善对创业创新等新业态的税收激励机制，并取消对重化工业等旧业态投资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创新、创业、新产品、节能环保等新兴经济模式的政策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环节均重视税收减免，发挥“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对高耗能、高污染等企业产品的税率，切实按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标实施结构性税率激励，倒逼旧业态企业加快技术更新与产业转型，最终使总供给实现质量和结构优化。
 
　　5. 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跨越式自主创新，确保尖端性技术的有效供给，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在当今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依托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有效供给的规模和质量，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我们必须强化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打破霸权主义的技术遏制；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我们也应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开拓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跨越式、协同式创新之路。第一，应大力深化对全球尖端科技资源利用力度，实现技术加速赶超。首先，要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尽快争取我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促使欧美国家对我国放宽高新技术封锁；其次，要深化中外合资力度，积极并购国外高技术企业，引进能产生技术进步并能有助于我国形成独立研发能力的外资项目，通过引进、学习与合作实现技术赶超，发挥“干中学”的后发优势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最后，要充分利用留学人员知识优势，提供良好科研环境激励其归国交流和效力，同时强化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第二，要尽快建立完善集群式和协同式的国家创新系统。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应构建创新性产业集群整合研发力量，突破企业个体资源约束，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与技术扩散；政府也应加强对创新驱动的引领与扶持力度，解除微观主体的创新局限，构建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相互推进的协同式国家创新体系，并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战略性创新投资，抢占新兴科技制高点，确保我国对战略前沿技术的掌控力。第三，要构建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与制度体系。通过加大对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强化成果转化的利益分享机制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明确的收益预期，对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动机形成有效制度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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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乔治·吉尔德. 财富与贫困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0.
　　[3]谷牧青. “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依法治国的思考 [N]. 河南日报，2014—12—15.
　　[4]谷亚光，谷牧青. 应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新思路 [J]. 中州学刊，2014，（10）：39—42.
　　[5]惠誉：2014年底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估计为242% [EB/OL].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50331/171721856261.shtml [2015-03-31].
　　[6]白重恩，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世界经济，2014，（10）：3—30.
　　[7]朱海滨. 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幅下滑 [J]. 首席财务官，2014，（10）：47.
　　[8]严成樑，王弟海. 统一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J]. 经济学动态，2012，（1）：130—135.
   
　　（责任编辑：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