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解“绿色化”：定位、内涵与基本路径时间： 2016-11-14信息来源：林柏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绿色化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新内涵。绿色化纳入中国现代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基础，标注了中国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绿色转型。与传统资源耗竭型、环境破坏型发展方式与发展过程相比，绿色化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具有全新的内涵。基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转型的现实需要和具体实际，中国的绿色化应该是“深绿色化”的，应该选择“深绿色化”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五化协同  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5）09—0069—0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1]这标志着在中国现代化新战略中，绿色化上升到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等重要的高度，中国的现代化新战略从“四化同步”发展为“五化协同”。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前四化的定位、内涵已经明确，当前，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研究和明确绿色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绿色化的具体内涵以及当前阶段中国绿色化的基本路径。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绿色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定位
 
    　中央高层提出绿色化，并将其纳入中国现代化新战略，那么，如何确立绿色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定位。笔者认为，从现代化角度上看，绿色化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的底色。
 
    　首先，绿色化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基础。绿色化进入中国现代化战略体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是传统现代化战略遭遇绿色约束的必然要求，因此，绿色化一旦进入现代化战略体系，就注定在这一战略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战略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重工业优先”到“四个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四化同步”，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实现工业化、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现代化基本战略，实施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1964 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战略从“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四个现代化”。中共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战略从“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四化同步”。2015年4月2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从“四化同步”发展为“五化协同”。
 
    　绿色化被纳入中国现代化战略，是缓解中国现代化遭遇的绿色约束的必然要求。在实施工业化为主、四个现代化以及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战略过程中，虽然从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开启了环境保护进程，进入新世纪后又提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中国现代化过程在加快推进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不断加剧。根据环保部发布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的数据，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有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29.8%；截至2013年底，土壤侵蚀总面积达294.91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据国土资源部披露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3）》显示，部分由于资源的快速消耗，近年来，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石油为54.8%、铁矿石为53.6%、精炼铝为52.9%、精炼铜为69%、钾盐为52.4%。^[3]可见，由于绿色化在现代化战略体系中的缺位，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有限，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遭遇日趋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这种约束已经超越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约束，成为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基础性、根本性约束。只有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现代化的生态约束，拓展和夯实中国现代化的绿色基础。
 
    　其次，绿色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色。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体系，标志着中国在生态自醒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自觉与绿色自为，标志着中国将要积极主动地走绿色现代化道路，这一点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迄今为止，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走上绿色化发展道路。但是，这些国家走上绿色化道路，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促成的，是先污染后治理、先工业化后绿色化的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结果，因而是被动消极的。这些国家走上绿色化道路，大多经历从破坏、掠夺生态环境到生态治理，再从生态治理到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例如，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先是大量破坏森林，以获取纺织业发展需要的木炭和燃料，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的使用导致大量燃烧煤炭和排放工业污染，形成严重空气污染和流域水质破坏。同时，从印度进口棉花，从爱尔兰进口土豆，掠夺他国生态。由于工业化与绿色化的偏离、污染与治理的脱节，到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出现了震惊世界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毒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宫山骨痛病事件、四日哮喘病事件、九州米糠油事件^[4]，这些事件都与传统的工业化有直接关联，其中五个事件源于工业化带来的大气污染，两个事件源于化学污染，一个事件源于重金属污染。
 
    　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道路，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绿色底色。一方面，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标志着中国主动选择绿色现代化道路，从而从根本上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工业化后绿色化、先“尾部治理”后“源头治理”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后半段是绿色的。另一方面，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标志着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全面绿色化，具体来讲，即将绿色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领域，将绿色融入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科学技术、产业发展、区域布局等现代化各个环节。
 
    　总之，将绿色化纳入现代化战略，标志着中国选择了绿色现代化战略。在“五化协同”的现代化战略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动力，信息化是保障，绿色化是基础和底色。中国选择绿色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大转变，也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时代特色。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化的内涵与特征
 
    　在“五化协同”的现代化战略中，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已经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绿色化作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层面，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包含哪些内容、具有哪些特征，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明确。
 
    　从字面上看，绿色即生态环保，也即生态文明。因此，绿色化就是生态文明化。从定位上看，绿色化又是现代化战略，因此，绿色化就是绿色现代化。综合字面和定位两个角度的涵义，所谓绿色化，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融入和协同提升的过程，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友好程度不断提升、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和谐化的过程。从外延上看，绿色化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绿色化本质上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其对立面或参照系，则是传统的反生态文明的资源耗竭型和环境破坏型发展方式与发展过程。
 
    　正是基于上述内涵，绿色化作为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绿色化是高水平的发展。传统发展方式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发展过程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因此是低端发展。绿色化发展方式则将经济社会发展镶嵌于宏观生态系统演进之中，实现人与自然一体化关系的历史归位，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其次，绿色化是可持续的发展。传统发展方式无视资源有限性和生态空间有限性，将自然环境作为索取资源和排泄污染的场所，因此必然遭遇环境和生态空间的约束，难以持续。绿色化的核心要求，则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个环节，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的协同提升，真正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新路径。
 
    　第三，绿色化是和谐的发展。传统发展方式导致不同群体、地区、部门对资源的争夺，对生态空间的挤占，必然导致日趋激烈的社会冲突。绿色化则以系统化的方式推进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创新链条的绿化，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联动、产业联动、区域联动，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污染联防联治和地区、群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形成真正和谐的发展方式。
 
    　第四，绿色化是积极的发展。绿色化不同于传统的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发展，也不同于基于片面的自然中心主义的“零增长”、“负增长”的消极被动的发展方式，而是积极追求科学发展，追求新型工业化。绿色化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开发绿色资源、积累绿色资产、拓展绿色空间的发展手段和路径，是一种积极、主动、进取的发展方式。
 
    　第五，绿色化是民生性发展方式。传统发展方式在增加物质产品供给的同时，减少了生态产品的总量和质量，而生态产品作为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其短缺直接导致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绿色化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绿色化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产性、发展性功能，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存性、宜居性功能，强调确保和提升生态环境适合人类生存生活的标准，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确保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三、中国绿色化推进的基本路径
 
    　绿色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过程，必然同现代化的其他侧面一样，需要选择推进的基本路径。这种路径选择，决定绿色化的中国特色。
 
    　从人类已有的绿色化实践来看，存在着“浅绿色化”和“深绿色化”两种路径。现代化理论研究表明，现有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5]与此相对应，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与基础的绿色化也必然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绿色化是在应对20世纪中期严重公害事件的过程中启动的，大体上启动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运动，迄今为止，绿色化总体上呈现出“浅绿色化”和“深绿色化”两个清晰的发展阶段。所谓“浅绿色化”，即把环境问题单纯看成是工业污染问题，绿色化的重点是治理污染源、减少排放量，主要措施是制定环保法规、征收排污费、给企业补助减排资金，基本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因此，“浅绿色化”本质上是“尾部治理”，是被动的、事后的绿色化过程，因而是不彻底的、收效有限的绿色化。“深绿色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中出现的，即把环境问题从单纯的工业污染问题上升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强调绿色化的重点是推进全面的环境革命，主要措施是推进发展机制、制度设计、政策体系、产业结构、观念体系的绿色化，基本原则是从源头上防止和堵截环境污染的发生。因此，“深绿色化”本质上是源头治理，是积极的、主动的、事先的绿色化过程，是彻底的、有效的绿色化。^[6]
 
    　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分别采取“浅绿色化”和“深绿色化”路径，因此，现实中存在着“深绿色化”和“浅绿色化”两种绿色化路径。总体上看，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浅绿色化”阶段，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则开始进入“深绿色化”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在国内推进“深绿色化”，它们能够在国内这样做，也是基于对他国的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也正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将现代化的后来者当作“污染者天堂”，从根本上约束了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实现“深绿色化”的可能。只要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产业格局不变，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走上“深绿色化”道路，就面临着来自不合理国际分工格局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双重约束。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应该选择“深绿色化”路径。一方面，“浅绿色化”已经难以为继。如前所述，1973年开启环境保护进程以来，环境保护依然跑不赢环境污染，生态修复跟不上生态破坏，时至今日，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形势依然严峻。^[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空间布局、绩效评价以及消费方式和文化理念没有绿色化。因此，迄今为止中国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是在“浅绿色化”框架内推进的，“浅绿色化”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具备推进“深绿色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布局，近期又将绿色化纳入中国现代化道路“五化协同”的布局，绿色化成为社会制度和现代化道路顶层设计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已经被上升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心议题。
 
    　从现实趋势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决策层推出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的绿色化正在从“浅绿色化”向“深绿色化”推进，“深绿色化”的推进路径已经初具雏形。首先，“深绿色化”的支撑结构正在形成。中共十八大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其他环节的先导地位和支配性地位。
 
    　其次，“深绿色化”的制度保障正在形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建立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确立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和推进绿色化的路径。
 
    　第三，“深绿色化”的行为规范正在形成。2015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等四个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和关键作用，明确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发挥制度的引导、规制、激励、约束等功能，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行为，让保护者受益，让损害者受罚。^[8]
 
    　总之，“深绿色化”是中国绿色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绿色化的战略指向是“深绿色化”，目前正在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支撑结构、制度体系、行为规范也有助于推进“深绿色化”。因此，中国必须而且可能开创“深绿色化”的推进路径。
 
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4年中国环境公报》，http://jcs.mep.gov.cn/hjzl/zkgb/。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40227/160918355116.shtml。
[4]刘文霞：《用“深绿色”导引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5]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社会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4—2015——工业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6]刘文霞：《用“深绿色”导引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52页。
[7]贾峰等：《环境保护面临新议题》，《改革内参》，2013年5期。
[8]新华社通稿，《人民日报》，2015年7月2日，第2版。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JL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柏，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