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与当前经济政策选择时间： 2017-02-12信息来源：李旭章 龙小燕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掀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解析了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介绍了西方供给学派的发展概要、主要内容以及里根经济学对供给学派的应用，对比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学派”的区别与联系，阐述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  经济政策选择  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16）07—0009—08
　　〔收稿日期〕2016—03—31
　　〔作者简介〕李旭章，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学和宏观经济学；龙小燕，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政与货币政策。

　　一、我国供给侧性改革内容解析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报告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一）注重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调整

　　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雾霾等气候变化让人更深刻思索可持续发展的要义、科学技术助推历次产业升级换代革命的背景下，我国供需结构失衡、错配情况严重。有的产品供给过剩远超全球需求却还在生产，耗费大量能源、资源，卖不出去或卖价根本收不回成本，如国内生产的粗钢只能卖出“白菜价”；有的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不高、价格昂贵，致使消费外溢，如消费者“海淘”热度不减，或去境外“爆买”，或者大量进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供给端推进结构调整，主动优化经济结构，增加中长期有效供给的能力和实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转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技术；寻找和发现经济增长的新方向、新产业；从供给端提供出引领新经济、新常态，适宜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

　　（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生产关系

　　投资、劳动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当前，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明显放缓，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小，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生产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多年以来由于连续加大投资已经带来一系列问题，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既不可持续，也难以取得较高的效益。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一个新提法，这个思路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建议就已提出，虽然之后有一些提法上的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连同多年来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其核心和实质都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到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变。

　　（三）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可能再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适应需求多样化、高端化和服务化趋势，把资源更多配置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领域, 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更健康、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不必要的约束和管控，放手发动企业创造经济价值，加强政府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方面的精准调控能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有效服务。

　　（四）强调供给，但也强调需求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是核心，但这不意味着政策导向完全从需求转向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孤立地强调供给端，而要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要注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统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强调的是生产，需求强调的是消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供给，需求无法实现；没有需求，供给无从谈起。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面。即使有的产品表面上是独立创造出来的，也需要满足市场需求才能真正得到发展。结构性是改革的实质，通过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加强需求管理着力解决总量不平衡问题。要以宏观经济形势为基础，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实现从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二、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内容与实践

　　（一）供给学派发展概要及核心内容

　　1. 早期的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就是“供给创造需求”^[1]，即一个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以自己的全部价值为其他产品提供了一个市场。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劳动者只有使自己就业才能获得收入，而收入是用来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个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从那一刻起，它就以自身的全部价值为限，为其他产品提供了市场……一个产品创造的细小状态立即为其他产品开启了一个出口”（Say，1821）。因为生产行为同时造就了收入和购买能力，就不可能出现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发的充分就业的不能实现。萨伊定律的弱形式是，通常每种生产和供给行为必然涉及对产出的等量需求；强形式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1]。

　　2. 现代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

　　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应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失效的背景下，现代供给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相对应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说：“1976年4月，我在交给一次经济学家会议的论文中，创造了‘供给学派’一词”，“并把一类人称之为‘供给学派的财政主义者’，因为他们强调税收、财政开支和财政赤字对生产总供给的影响”^[2]。这一概念同样传递了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和阿瑟•拉弗等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现代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管理，其核心思想是：生产或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消费或需求只是次要的结果；在从生产到消费、从供给到需求的过程中，自由贸易的扩展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式是对资本进行投资；并降低物品和服务生产的障碍。这样，消费者会由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价格降低而受益；投资和经济获得的扩张会增加用工需求，从而创造就业。供给学派认为，资本自由流动，除了体现比较优势，还通常可以导致经济扩张。对贸易减少税收障碍，可以为国内经济提供相当于在国际经济中降低关税壁垒所获得的所有好处。高税收导致较低的专业化分工和较低的效率，降低资本形成的边际税率和经济扩张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因此，供给学派典型的政策建议是：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政府规制。此外，关于通货膨胀，供给学派建议把边际收入税率与物价联系而“指数化”。因为当工资提高以保持与物价相应的购买力的时候，税率档次却没有相应调整，这样挣工资者就被推向比税收政策本来设定的更高的纳税档次。

　　3. 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理论支撑，主要是指政府税收收入在税率是100%时与0%时是一样的，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税率可以产生一个最大收入。降低税率可以比不降低税率时以更低的税率产生更多的政府收入，因为抛弃一个过高的税收体系会使经济活动增加，从而导致更多的收取税收的机会。根据美国拉弗中心（Laffer Center）的说法：“起始税率越高，源于减税的供给侧的激励就越明显”。肯尼迪把最高收入边际税率从91%减少为65%，结果导致政府收入增加。里根把边际税率从50%降到28%，使得在其任期内政府收入也增加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深受拉弗曲线的影响，认为当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一个低于最大税收的税收收入。在一个高税率的环境中，降低税率会导致收入增加或比按以前税基静态估计的更少的收入损失。这使得供给派经济学家主张大幅度降低收入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边际税率，以鼓励资源向投资配置，生产更多的供给。万尼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主张零资本利得税。增加的供给会导致增加的需求，供给学派逐步演变为“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4. 其他演进与发展

　　1978年，万尼斯基出版了《世界运行的方式》一书，详细介绍了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高累进税率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败，提出了供给侧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他提倡降低税率，并回到一种类似1944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制度，而这一制度正是被尼克松政府终止的。1983年，拉弗的一个信徒——经济学家维克多•坎图出版了《供给经济学基础》，理论聚焦在边际税率对工作和储蓄的刺激，从“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增长被凯恩斯主义者称作潜在产出，凯恩斯主义把供给侧的增长变动视为是长期的，而“新”供给学派常常承诺短期的结果。

　　（二）评价与争议

　　拉弗曲线只是把真实收入与税率相联系，没有对收入占GDP的比重做出预测；拉弗曲线仅仅测度税率而不是税收归宿，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表明，即使在这一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过去几十年也很少有减税能使增加的收入可以弥补减少的税收的情况，并且对GDP增长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其实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相似。如果改变税率结构的结果是财政赤字，那么供给学派的政策则是通过税收变动、凯恩斯主义乘数效应有效地刺激需求。供给学派的支持者指出，税收和支出的水平对经济的刺激也是很重要的，而不仅仅是赤字规模在起作用。还有一些现代经济学家并不把供给学派当成一个合理的经济学理论，阿兰•布林德、曼昆等经济学家对供给经济学进行了严厉批评。托宾1992年提出“认为减税可以最终增加收入的思想结果实际是滑稽的”。“里根总统声称由于拉弗曲线展示的效应，政府可以维持支出，实现减税，并平衡预算，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政府收入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如果不减税本可以不出现这种下降的”^[3]。2008年由IMF资助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即使很小的劳动供给变化也会导致拉弗曲线的产生，但是，劳动供给的变化并不导致拉弗效应”。这与供给学派对拉弗曲线的解释截然相反，供给学派认为税收的增加是由于劳动供给的增加。相反，他们建议的拉弗效应的机制是“税率降低可以通过改进对税法的遵从而增加税收”。

　　（三）供给学派在美国的实践——里根经济学

　　20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是体现供给学派思想的重要实践。

　　1. 减税

　　里根承诺对收入所得税实行全盘减税，对资本利得税实行更大幅度的降税。在里根政府时期，国会通过了5年减税7490亿美元的计划。1981年10月，开始实施5%的减税，1982年和1983年接连两次实行10%的减税。1986年，里根签署了自1913年联邦个人所得税诞生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法案：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堵塞税收漏洞。尽管所有的纳税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减税，但是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纳税人。

　　2. 政府“去管制”

　　里根还推进政府“去管制”。里根政府在管制领域的第一个重要行政法令就是冻结卡特政府在任职最后一个月内颁布的所谓“午夜条例”。1981年1月29日，里根政府命令11个主要管制机构推迟实施原定于3月20日生效的所有管制条例，同时规定在此之前停止颁布新的管制条例。里根执政时期，管制监督机制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布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对管制机构的决策行为订立了五条政策原则。五项原则的实质是“去管制”，核心内容是要对管制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受益程度^[4]。

　　3. 减少各种福利补贴、增加国防开支

　　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取消了城市公共服务工作岗位，减少了对城市的补贴，而在美国城市是穷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减少失业津贴，要求医保病人支付更大比例；降低福利待遇，减少食品券发放。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开支在1980年和1982年间减少了1010亿美元。这一进程甚至在里根离开白宫后依然在推进。从1981年到1992年，联邦政府支出（经对通货膨胀调整后）用于补贴住房的部分减低了82%，用于就业培训和服务的部分下降63%，用于社区服务的部分下降40%。已经过着不错日子的美国中产阶级受益于减税政策，没有因为社会福利项目的削减受到影响。但对千百万美国最穷的公民来说，里根政府的政策带来了真正的苦难^[3]。此外还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

　　4. 结果

　　一是财政赤字、联邦政府债务增加。受减税政策以及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影响，财政赤字增加：从1980年的74亿美元，跃升为1992年的2900亿美元。大幅赤字推动了联邦总债务的增加，从1980年的9090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4.4万亿美元。里根刚上任的时候，美国人均国债只有4035美元；10年后的1990年，这一数字约为12,400亿美元。^[5]二是加大了贫富差距。为富人减税、去管制、对投资者实行高利率回报、许可公司兼并、大幅提升公司高管工资，都加剧了不平等。1980年代产生了“金钱热的10年”。资本和财富向最富的人集中，产生了更多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1%最富的人占有全部财富的比例从1976年的18%，上升到1989年的36%。与此同时，那些没有能这样幸运的美国人，遭受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深重的苦难。1987年，美国人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1979年提高了24%。千百万的美国普通民众，从破产的农场主到失业的产业工人，在挣扎中勉强度日。^[5]三是借贷行业面临破产危机。90年代初布什在接任组建新政府时，还面临里根政府的一个后遗症——借贷行业的破产危机，因为这个行业利用了里根时期的去管制政策，做出了很多不明智的决策，进行了高风险投资，导致大量亏损。国会通过了166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很快就达到2500亿美元）拯救这个行业。

　　5. 评价

　　里根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在美国，评论家常常把供给学派等同于里根经济学。对里根经济学的支持者宣称收入增加了，但实际是支出增加得更快。可是，他们一般只是指总收入，即使只是收入所得税税率降低了，而其他税收尤其是工薪税（payroll taxes）税率却提高了。同样，他们也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里根经济学的批评者认为，供给学派承诺的效果并没有出现。也有批评者指出，里根政府期间的赤字增加证明拉弗曲线是错误的。

　　三、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区别与联系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经济学、供给学派的关系，一个时期可谓众说纷纭。简单回答，就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或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供给学派即使在西方也是很有争议的一种学说派别；而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经济学，宽一点可以说是一回事，窄一点讲供给学派只是供给侧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张减税能够刺激经济、不减少甚至扩大财政收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是研究了大量宏观调控理论和一些国家的实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广义上说，不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供给侧经济学或供给学派，在供求关系上都强调从供给一边着手分析和解决问题；狭义来说，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要解决的矛盾不同，存在本质区别。

　　（一）时代背景不同

　　供给学派兴起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国家深陷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7.2%，经济增长率仅为-0.2%；英国通胀率一度飙升至25%，GDP出现负增长。凯恩斯主义失效，由此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作为对凯恩斯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反叛，出现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正好适应了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体系。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与共和党的政治主张结合，就演绎了“里根经济学”。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滞胀”，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处在中高速区间，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问题导向不同

　　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病症，当前中国面对的是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悄然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居民对消费品品质和个性化追求与日俱增，旅游、养老、教育、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迅猛扩张。煤炭、铁矿石、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产能严重过剩，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甚至全行业亏损，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品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改革正是要从供给侧入手，抓住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三）需求调控不同

　　供给学派倡导从供给侧全面出击，将供给与需求对立起来，在政策上强调以供给为全部内容，忽视对需求调控。我国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全方位改革，以提升经济发展动力为目标，统筹供给与需求；以供给为主攻方向，兼顾需求调控。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美国供给改革是与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被倒逼分不开的，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采取的是“供给侧+ 结构性+ 改革”模式，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民众的需要。

　　（四）政府职能定位不同

　　凯恩斯主义将没有管制的市场视为腐败的温床，供给学派坚持“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小政府就是好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支撑的西方政府强调“去管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由于过于放松对经济管制，造成了一些后续问题，里根时代的历史问题对当今美国经济仍然具有一定影响。而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相对更注重政府宏观调节的作用，尽管我们也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五）改革内容不同

　　供给学派引导的经济政策主要采取减税、放松管制等手段，难以形成合力。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系统性改革和政策调整。在改革层面，包括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域分割，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在政策层面，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任务主要是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打好五大歼灭战，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再配置，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实现供需再平衡。中期是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远期是要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态势，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若干重要规划建议，本质上体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来，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

　　（一）坚持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原则得到落实

　　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从短期的需求管理转向中长期的供给管理；从靠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拉动需求，到发挥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主动性，解决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短期的政策调整转向中长期的制度变革和完善。最重要的就是继续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凡是市场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坚决还给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有本质区别，但并不是说西方国家在具体管理政府时一无是处。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我国已经开始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简政放权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焕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供求平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15年，国务院又取消和下放139项行政审批事项，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平均每天超过1万家。与此同时，2015年在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出台了一批改革举措。2016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一趋势要继续下去。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

　　（二）供求两边不可偏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两者的关系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需要兼顾。既不能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也不能忽视当前的经济风险和挑战，而一味追求所谓“长远利益”，比如面对我国近期通缩压力明显，就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015年CPI回落、PPI长期负增长仅靠供给侧改革是无法解决的。出现这种通货紧缩趋势，既有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更是经济内在调整的反应；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实现新的平衡。当前的尴尬是旧的模式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并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新的增长动力源。需求端不断萎缩，供给端则依然强劲，供求失衡严重，去产能和扩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依然是任重道远。不能由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改变扩大内需这一既定国策。我国是一个进口大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本来是个好事情，但通货紧缩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必须当机立断，出重拳应对通缩，尽一切努力使总需求回升，至少不出现大的回落。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做最大的“抓手”。但“放手”不“甩手”，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要做到上级政府放手的权力，下级政府要接住、接好；不能出现“真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

　　（三）以结构性减税为中心的财政政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

　　尽管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不能说以前只强调需求侧。实际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结构性减税”。当然，我国目前总体税负依然较重，减税还有空间，要“实行减税政策”；减税会降低税法遵从成本，也可以改变一些企业“不偷逃税难以生存”的窘况。2016年不仅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把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还将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部分地区还将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同时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完善涉企收费监管机制等，坚决遏制乱收费。要企业降低成本，政府能做的除了提供公平和健康的经营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减税、减少企业的负担。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财政部推出了一揽子措施：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在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财政收支矛盾呈加剧之势，平衡收支压力较大。我国间接税占比较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PPI连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幅度更大。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下降，再加上还要实施“营改增”等减税措施，收入形势将更严峻。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趋势没有改观。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增支需求仍然较大，支出结构僵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问题依然突出，中长期支出压力很大。特别是养老、医疗等社保支出前些年提高标准幅度大，财政补助比例较高，随着老龄化加速，加上制度设计存在一些不足，财政对养老、医疗保险基金补贴的风险将逐步暴露。一方面是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降低，同时还要以减税政策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没有减少，在转型期支持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还要明显增加，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成为必然的选择。幸运的是我国总体债务率还比较低，财政政策有比较大的运作空间，把握得当可以在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有效支持转型期的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决定了我国投资率、财政赤字率可以比较高。当前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尤其是“软”基础设施建设，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能禁得住检验。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甚至可以短期突破一点，但要注意控制财政风险。

　　（五）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以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还处于高位。“定向降准”用心良好、效果并不明显；央行的各种便利措施，在实践中很难实现“便利”，并且两者均是试图想以行政判断代替市场行为，不可持续。商业银行上交存款准备金得到的利率很低；而央行以各种短期工具给商业银行的“便利”则要收取高得多的利息；以便利工具替代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短期可以理解，长期则绝不可取。资金外流、外汇储备减少，也要求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以补充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流动性不足。一定要抵御住各种利益集团的背后力量，以改革解决遇到的问题，在资本外流冲击货币供给的背景下坚定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对能够直接支持中小企业的互联网金融，切忌管得过死,平衡风险与收益。对汇率和外汇储备要辩证理解。2014年，我们担心外汇储备过大，2015年又担心资本大规模外流；实际上，两者都没有必要。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即使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不是太大问题；只要我们不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东南亚式资本外流一般就不会发生。汇率贬值可以刺激出口，但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有管理的浮动”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选择。在内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不适合在外部经济方面做出太多承诺：汇率稳定、进出口平衡的目标不宜改变，资本项目自由流动要作为中长期目标。我们现在是利率、汇率敏感，股市、汇市联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都遇到挑战。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哪个国家，几十年持续高增长而没有经历一次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先例。我们既要“去杠杆”防止金融风险，又要“灵活”支持企业“降成本”，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六）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相结合，促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顺利完成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近期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化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共治关系，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一个好头，打下坚固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以供给侧经济学为基础采取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通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6]。实体企业成本高企，劳动力、用水等成本呈现趋势性上升，融资、流通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一些隐性收费项目屡禁不止。降低企业成本，要多管齐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物流体制改革^[7]。

参考文献：
〔1〕[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2〕[美]赫伯特•斯坦. 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99页.
〔3〕Karl Case & Ray Fai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007: 695.
〔4〕徐再荣. 里根政府的管制改革初探. 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
〔5〕[美]Nash, Jeffery, Howe, Frederick, Davis, Winkler, Mires, Pestana: 《The American People: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英文影印版，下册），第923—9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需打通要素流动通道. 经济日报，2016年1月11日，第13版.
〔7〕张卓元.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经济日报，2016年1月11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