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时间： 2016-04-14信息来源：邵宇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靠传统的刺激投资和出口等需求侧的政策是不够的。当前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以互联网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以提升有效要素供给的总量和质量，提高潜在增长率，改善供给侧。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新常态 中国经济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5)-12-015-05
 
        在2015年11月初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十三五”开局之际，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战术安排，显示高层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
 
        一、三驾马车需求拉动模式已无法持续
 
        长期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更确切地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始终是短板。经过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1世纪初加入WTO和2009年四万亿三次大规模投资，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些 年，全球经济关系出现调整，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相应变 化，如转轨、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前途暗淡。传统的需求管理 模式下，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展开，而“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诟病之一。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国际需求持续疲软的状况，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时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增加。
 
        从消费率来看，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开始连续下降至40%以下；反观全球，一直稳定在60%左右。政府最终支出世界平均水平在18%左右，中国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也一直低于这一数值。而储蓄率及资本形成总额出现的则是另一个极端，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及40%以上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却绝对领先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加上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的失真，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各种综合因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实际情况是，即使目前对稳增长乃至保增长存在要求，投资和出口拉动GDP的“需求”拉动模式的形势却更加严峻，三驾马车的拉动力已经无法继续。
 
        “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显示出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大量扫货（见图1、图2）。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的，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摊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二、生产函数效率的提升
 
        供给的核心是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使用效率提升，进而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然而中国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上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国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对生产效率提升构成挑战。怎么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新技术和新产品
 
        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相对于劳动的资本深化不断加快的过程。如果没有新发明和技术革新，由于资本的不断深化与积累，就会导致收益的递减。在收益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削弱，私人和企业就不愿再继续增加投资，相反还会削减投资，从而使经济呈现出逐步衰退的趋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与深化，促进经济总量迅速增长。20世纪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否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加速效应实现的。根据加速原理，由于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产量比，从而加速度也增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加速效应就会加大。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目前很多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产业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资源承载能力，旧模式下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很大，企业杠杆率偏高也使得投资加杠杆的模式难以为继。而这种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二）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
 
        这主要是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近二十年的技术经济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下一步将向生产性互联网迈进，包括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通过“超前布局”，希望能够带动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正在从应用层向系统层面延伸，它能带动相关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整个生态的变化。政府的决策不是技术上的决策，而是考虑了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向更有带动力的方向发展。
 
        我国将在宽带基础设施、物联网、移动技术等领域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增加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而分享经济、大数据、“双创”等网络经济新空间的拓展，将带来中国商业模式的“轻资产”、“个性化”趋势，进而为国家的产业生态乃至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变革。“十三五”规划中的“互联网+”就是技术经济的一个综合体现，它是互联网技术和各行各业的业务结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影响传统行业的特点有三点：1.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2.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3.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但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传统零售商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地建立起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未来将会由顾客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由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时代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逐渐模糊，同时传统的经济理论面临崩溃，这也是注定要诞生的C2B全新模式。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令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更多新兴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等，这些时下最流行，也是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构成“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自己生产出很多新东西，而在于对已有行业潜力的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三）新制度

        这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要框架是：
 
        1.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2.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让政府权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形成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以此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一部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有望出台。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它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加快预算法修订，将预算支出和政策作为人大批准预算的主要目标，切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二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三是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对推进金融改革再度进行全方面部署，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意见》行文中也可以看出，近期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劳动力价格（工资）、土地价格、资本价格（利率）、资源性产品价格（煤油电气水等的价格）、环保价格（环保收费）等未反映出其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使用有关的负外部性（环境损害），结果必然会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基本思路是：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够由市场配置的尽量交给市场；在有外部性的部分领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解决的，政府要加强社会性管制，基本生活需求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非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更多反映市场供求。
 
        3.土地和户籍改革
 
        土地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同时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可以变为活的资产，使用效率和效益提高，农民也将享有土地要素带来的红利，有利于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户口迁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从我们对户籍改革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释放人口红利。首先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倾向。根据我们对整体就业倾向的分析显示，户籍改革能够提升未来整体非农劳动就业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储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我们预测在2020年，农民工总数将达到3.05亿。其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从工作时间长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每年的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2个月，从其在城市的打工年数上看，平均为8-9年，而一旦解决户籍和社保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
 
        如果2014年开始推进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平均每年在1%左右，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上，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五年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库次涅茨效应的最后释放窗口。
 
        全面放开二孩提供新的人口红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 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 化行动。
 
        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内，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
 
        放开“全面二孩”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新生儿规模预计将在200万左右，每年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三房换四房，五座换七座，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也将随之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红利也将随之到来。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的人才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4.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国有企业的传统监管与经营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国企的问题是历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虽然相比二十年前国企效率和经营思路已进步巨大，但现在的经济环境也与已往有了大大的不同。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企的衰退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就是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规律。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管是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还是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经营改革，完全退出和大规模私有化都不太可能成为主旋律，新一轮国企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本轮国资改革推进资本化管理，强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的战略掌控力、社会公益保障性等，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国企改革推进市场化，激发竞争活力，产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
 
        自2015年下半年，特别是9月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政策密集发布期，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五大重磅政策相继下发，央企动作频频，新一轮国企改革蓄势待发。目前，国企改革已由设计图走向施工图，年底乃至2016年上半年多个配套意见将陆续出台，包括员工持股细则等，各地将积极出台实施意见和试点方案。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将会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并非无痛。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化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改革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因此变得更大，经济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