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经济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及政策取向时间: 2016-10-19信息来源:王江涛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过渡,海洋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难得的战略机遇,并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海洋经济向中高速转换;海洋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快速起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深度调整并缓慢复苏;深海油气勘探开发成为海洋油气发展新空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发展新领域。为此,海洋经济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持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加强政府政策扶持,积极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快转变海洋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格局;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海洋资源供需匹配;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海洋产业走出去的步伐。关键词:新常态;海洋经济;新特征;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11-0018-05
DOI: 10.16528/j.cnki.22-1054/f.201511018
作者简介:王江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注:本文是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城市化和工业化冲击下海岸线管控战略研究”(编号:2012GXS4B055)和国家海洋软科学项目“‘十三五’期间海洋‘三重大’研究”(编号:OSS-2014-18)的成果。
海洋经济发展已成为沿海国家独立的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重要形态。[1]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重接近10%,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是我国通向全球的桥梁和纽带,海洋经济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并互相依赖。海洋经济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深化。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势必引起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确理解海洋经济发展特征和趋势,准确判断海洋经济发展形势,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道路选择和政策调整。同时,需要从新视角思考海洋经济发展新思路,制定符合海洋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培育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做出贡献。
一、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海洋经济发展同样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和贸易规则保护加大,以及对海洋经济发展需求降低等挑战,但也存在我国实施“海洋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带来的新机遇。
(一)海洋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十二五”以来,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态势基本确立,经济增速放缓且复苏乏力,对我国需求增速放缓。[2]世界贸易增速也明显放慢,年增长率只有4%~5%,是近30年增速的一半水平。[3]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将提高我国海洋产业“走出去”的标准和成本。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建设战略,明确了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海洋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竞争能力弱,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海洋经济增速表现出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趋势,与国民经济增速变化趋势相似。2001~2010年,年均增速为14.9%,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比重由2001年的8.68%上升到2014年的9.4%(见图1)。但与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相比较,海洋生产总值波动性更大,易受外部环境影响,除2003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仅为4.2%以外,最高速度为2002年的19.8%,最低速度为2013年的7.6%。
(二)海洋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呈总体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6.8%下降到2010年的5.1%,但“十二五”以来,呈现小幅缓慢回升,增长到2014年的5.4%。第二产业呈总体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43.6%上升到2010年高点47.8%后,在外部需求减弱与内部要素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下,“十二五”时期缓慢下降,2014年达到45.1%。第三产业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02年达到最高点50.3%,2006年达到最低点47%后缓慢回升,2014年达到49.5%(见图2)。第三产业比重再度超过第二产业,是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大变化,意味着我国海洋经济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该趋势将对未来海洋经济增长带来深远影响。
(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快速起步
总体看,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模较小,但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年均增速在20%以上。[4]海水淡水产业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增加值14亿元,比2013年增长9.9%。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14年实现增加值258亿元,比2013年增长12.2%。海洋电力产业同样实现稳步发展,2014年实现增加值99亿元,比2013年增长8.5%。
(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深度调整并缓慢复苏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布,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是大力推动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这为海洋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机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由“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开展,为海洋产业“走出去”搭建了平台和桥梁。从全球能源需求、供给及油价走势等因素看,海洋船舶工业市场前景依然可期,需求市场广阔。“十一五”时期,海洋船舶工业高速发展,增加值增速五年平均超过20%。“十二五”以来,海洋船舶工业受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2012年实现增加值1291.3亿元,比2011年减少4%,2013年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实现增加值1183亿元,比2012年减少7.7%。2014年海洋船舶工业加快调整转型步伐,发展形势向好,实现增加值1387亿元,比2013年增长7.6%。
(五)深海油气勘探开采成为海洋油气发展新空间
针对未来全球新增油气主要来自海上,尤其是深水和超深水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加快调整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结构,加大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海洋油气业保持稳定发展,除2009年海洋油气产业剧烈变动外,其他年份海洋油气产量保持稳定,但因受国际油价影响,海洋油气开发成本急剧上升,降低了对海洋油气勘探开采,特别是深海油气开采的动力。2014年海洋油气实现增加值1530亿元,比上年下降5.9%。海洋原油产量4614万吨,比2013年小幅增加72.9万吨,海洋天然气产量131亿立方米,比2013年增长13.4亿立方米。
(六)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发展新要求
“十二五”时期,我国严重污染(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平均为5.2万平方公里,2012年高达6.8万平方公里,是“十一五”时期3.2万平方公里的1.6倍(见图3)。海湾环境质量恶化程度加重,杭州湾、象山港、钦州湾、湛江港、三沙湾、罗源湾、三门湾、汕头港、厦门港、诏安湾80% 以上面积处于中度和严重污染状态。[5]近岸重要生态系统损害严重,根据“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调查,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我国累计丧失滨海湿地面积57%、红树林面积73%、珊瑚礁面积80%。“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迎来峰值,突发溢油事故带来的环境风险进入高发频发期,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压力有增无减。为缓解经济发展瓶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五位一体”布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海洋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组成,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海洋成为关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举措,是在海洋资源环境“天花板”约束下,受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和海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转型海洋经济发展,调整发展思路和方式的要求。
二、未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政策取向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持海洋经济稳定增长
应加快出台《海洋基本法》,修订《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调整海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适应海洋经济发展新变化和新趋势。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改变政府对市场主体过多和过度的行政干预,回归到保障海洋经济发展的环境建设和制度完善上来。同时,应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还有较大差距,在调结构、促升级的过程中,消费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但投资仍对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特别是中长期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海洋经济领域仍要继续优化投资方向、寻找新的投资空间。[6]另外,应加强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引导,编制国家和省级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制定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准入标准,加强海洋经济发展信息平台建设,完善海洋经济发展评价与监测体系,定期发布海洋经济产业发展需求,指导投资产业和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海洋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域抵押融资等政策制定,发挥金融服务对海洋产业支持力度。
(二)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结合沿海地区之间的海洋资源禀赋差异,有效匹配海洋经济发展的资源供需矛盾,促进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科学技术、海洋综合管理的深度融合,培育海洋经济发展优势产业,充分释放海洋经济发展的增长潜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为指引,培育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政府对海洋生物制药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源投向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海洋能源等重点方向,引导消费需求方向,扩大消费规模。充分认识海水淡化在解决东部缺水地区重要补充水源的战略地位,制定海水产业化的税收和价格补贴政策,有效对接海水淡化供给与消费需求。同时,强制要求沿海地区高耗水产业沿海布局并利用海水作为水源。大力发展海洋科研教育管理、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滨海旅游等消费性服务业,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培育邮轮游艇、休闲渔业等滨海旅游新业态,促进滨海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大对海洋油气勘探开采的投资力度,并把深海作为未来的重点投资空间和新增长点,实现南海油气资源商业化开采。提升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在深海油气开采、船舶制造等产业链高端环节形成自主核心技术。
(三)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
建立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围填海总量控制、海洋产业用海规模控制、海洋经济评价组成的倒逼机制,完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环境标准体系,以高标准、高要求倒逼海洋经济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坚持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陆海统筹机制,提高海洋环境保护能力及油气污染预防和油污处理能力,制定促进企业污染物减排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强渤海环境整治,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加大监管力度,有效控制新增污染,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投入,缓解污染存量,保护渤海生态系统。提升海洋资源环境利用效率,提高单位海域和海岸线资源经济产出,制定并实施单位海洋生产总值的污染物排放约束指标。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建立完善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在全国划定海洋生态红线,对重要生态区和自然海岸线予以保护。加快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体系建立,对超过承载能力的地区实行限制开发等措施。强化围填海总量和计划指标控制,引导沿海地区产业投资方向和布局。针对城市居民区布局,加快实施城市海岸线和近岸海域的修复工程,恢复海岸线和近岸海域的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提供城市亲海和休闲空间,为促进消费成为经济新引擎提供支撑。
(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以符合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为方向,改革海洋科技管理体制,优化海洋科技资源投入方向,加大海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技术的创新力度,促进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更多支持创新型中小海洋企业,加快海洋信息化建设,提升海洋信息服务能力,促进传统海洋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驱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建立海洋资源交易平台,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向高效转移。[7]按照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布局和要求,依托海洋科技创新,优化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加强近岸空间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海洋资源供需匹配
以需求多样、高端和高质量为目标,加大政府对市场供给引导,发布海洋产品需求报告。加强海洋公共基础设施,大力提高生活性服务业水平,挖掘海洋资源供给潜力,提高海洋产品的供给能力,促进海洋产品转型升级,调整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方向,促进新消费方向与海洋资源供给方向和能力匹配。[8]完善海域使用变更登记制度,加强对变更登记用途管控,发挥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的资源配置引导作用,防止损害海洋基本功能。同时,促进海域和海岸线资源由低效向高效转变,供给结构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将滨海旅游作为满足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加大滨海旅游资源供给的投资,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滨海旅游发展融合,丰富滨海旅游消费产品。
(六)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海洋产业走出去的步伐
顺应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发展方向,积极主动谋划,加强政府间海洋经济发展的交流合作,实现与沿线国海洋发展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优化我国港口布局和规模,促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成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根据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和需求,以及与我国贸易发展现状和结构,制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规划,发布沿线国家海洋产业投资指导和风险目录,加大海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和合作力度,建设一批海洋产业园区和海洋水产供给区。同时,转移海洋船舶制造、交通运输等过剩产能,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周秋麟,周通.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进展 [J]. 海洋经济,2011(1):43-52.
[2]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小组. 砥砺前行中的世界经济:新常态、新动力、新趋势——2015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 [J]. 世界经济研究,2015(1):3-23.
[3]陈德胜,李洪侠. 2015~2020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研判 [J]. 宏观经济管理,2015(3):24-28.
[4]徐胜. 我国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阶段及基本思路初探 [J]. 海洋经济,2011(1):6-11.
[5]国家海洋局. 2001~2014年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Z]. 2002~2015.
[6]郭熙保,苏甫. 发展阶段论与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及其转变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12-118.
[7]余斌,吴振宇.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J]. 改革,2014(11):17-25.
[8]邱均平,李小涛.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2-127.
(责任编辑:任春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