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觉民时间： 2019-01-17信息来源：南开人物 2019-01-11 　作者：楚义芳　吴浙 　责编：qgy 沈梦菲

                                  

鲍觉民（1909年-1994年），中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译员训练班主要负责人。

 

主要学术著作

• “成都平原之水利”，《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报》，1937年，第3期

• “云南呈贡县落龙河区的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4年，第1期

• “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 《天津》（与何自强合作），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

•  “天津城市地理的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德国波鸿出版社，1984年

• “关于大洋洲的地理概念及其区域范围的几个问题”，《世界地理集刊》，1984年

• 《论政治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科学出版社，1985年

• 《欧洲地理》（译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

•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天津都市聚落的发展及其经济职能的变化”（鲍觉民） 1956年11月23日天津日报《学术》专栏

生平简介

1909年8月3日，鲍觉民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幼年在巢县读小学，中学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9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33年大学毕业，同年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鲍觉民踏进南开大学，就给经济系本科生讲授经济地理，讲课受到学生的好评和系主任何廉的赞赏。由于鲍觉民工作勤奋，教学认真，两年后晋升为讲师。

“五十年前到南开任教的回忆”（鲍觉民） 

1983年10月25日南开大学校刊

1937年春，鲍觉民征得校方同意，参加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临行前，校长张伯苓送别，要求鲍觉民学成后一定回南开。

鲍觉民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证书 

1937年6月10日

1937年秋，鲍觉民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的著名地理学家斯坦普教授（Prof. LaurenceDudley Stamp,1898-1966），1940年，以“中国运输地理研究”论文，获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冬，鲍觉民回国，受聘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经济地理学教授。

从1942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西南联大繁忙的日常教学之外，鲍觉民还专门负责中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译员训练班，从初期的教员、主任秘书很快擢升为总务长，直至训导长（少将级）。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鲍觉民随战地服务团回到南京，1946年6月到9月，任国民政府参议。

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鲍觉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访问英国，以亲身经历，在伦敦、牛津、剑桥、曼彻斯特、伯明翰等15所大学做演讲和座谈,讲解中国战胜日本的历程和原因，以及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并同时从经济地理的专业角度，演讲“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人口问题”等专题。

1947年7月至1948年春，鲍觉民担任南开大学训导长。1948年春至1949年3月，鲍觉民转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1949年3月以后直至逝世，鲍觉民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1956年还曾兼任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从1952年开始，鲍觉民就因“严重特务嫌疑，可能有现实活动”，被“留校察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鲍觉民更是屡屡受到冲击。1978年,跟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鲍觉民获得平反，并成为九三学社的成员。1981年5月，经过深思熟虑，鲍觉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草稿，局部）

鲍觉民手迹 1981年5月1日

1982年和1988年，鲍觉民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分别在巴西和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地理大会。1985年，已经76岁高龄的鲍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鲍觉民1978年获得平反以后，历任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文地理》杂志主编等职务。

重要活动及主要贡献

理论联系实际，服务经济和社会建设  鲍觉民认为，经济地理是一门需要真正“脚踏实地”研究的学问。早在受聘到南开大学工作之初,鲍觉民就利用每个星期日的上午,骑自行车考察天津的街区和城郊。年复一年,他对天津的大街小巷和周围村落都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他对天津城市聚落的兴起和天津城市发展的研究日渐深入,成为国内外研究天津地理的资深学者。

鲍觉民深刻理解经济地理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运输地理》,就是在京沪、京广、陇海等铁路沿线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1940年鲍觉民回国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还是利用航线更改的机会,访问了几内亚、南非等地,最后从新建的滇缅公路回到昆明。这次历时两个多月,途经欧、亚、非三洲的旅程,为其日后的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老年,鲍觉民的行走也没有停止。1970年,年过花甲的鲍觉民依然同年轻人一起,背着行李跋涉几个月，参加千里野营拉练,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执著，铸就了鲍觉民一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

重视对现实实际问题的研究,积极倡导地理学为经济建设和政府决策服务，一向为鲍觉民所强调。事实上，鲍觉民的大量研究工作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抗日战争前后, 鲍觉民在四川省和云南省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两篇著名的论文:“成都平原之水利”,“云南省呈贡县落龙河区的土地利用”。抗战胜利南开大学复校以后, 鲍觉民在对天津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天津港口发展之地理背景”、“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天津》、“天津城市地理的待征及其前景”、“环渤海经济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等论文和专著。

为中国远征军训练译员，倾力投入抗日战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殊死搏斗的最后时刻，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国民党政府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入缅对日作战部队，计9个师10万余人。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歼灭日军4.9万余人。

在中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队伍中，有一支青年学生军人译员，他们担任中美军官的翻译与联络工作。而对这些学生军人译员的培训，从1942年春天就开始了。训练的主要基地，就是位于昆明的中国远征军译员训练班，亦称昆明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从1942年至1945年3月，在西南联大繁忙的日常教学之外，鲍觉民被抽调出来，专门负责中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译员训练班，初期鲍觉民是英文教员兼主任秘书，由于鲍觉民兢兢业业倾力投入，很快被擢升为训练班总务长，最后担任了训练班的训导长（少将级）。在训练班培养的众多学生军人译员中，就有日后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南开大学新一代学科领军人物的熊性美、何自强等干才。

正是由于鲍觉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当年的导师斯坦普教授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盛情邀请鲍觉民访问英国。1946年春，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致信鲍觉民：“奉英国文化委员会伦敦总部电示，邀请先生于1946年前往英国访问数月，”……“请接受这一邀请，并于最近期内在南京通知我。近日将有详尽之通知寄上，如能前往，请告知我何时动身。至于护照问题，先生可迳向南京外交部申请。最后并请做好免疫及种痘等准备工作。”

1946年9月至次年3月，鲍觉民访问英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英国15所大学讲解中国战胜日本的历程和原因，展望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并从专业的角度，演讲“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人口问题”等。

时年七旬高龄，依然引领学科发展 当历史的巨轮驶进1970年代末，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1952年鲍觉民开始受到冲击，到1978年获得平反，26年过去了，此时鲍觉民已是70高龄。国家发展迎来重大转折，鲍觉民同其他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倍感振奋，热情投入。1981年，鲍觉民招收文革后的首届经济地理硕士研究生。1982年，鲍觉民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参加在巴西召开的国际地理大会。1983年，鲍觉民跟何自强一起，招收国内首批攻读旅游地理方向的硕士。1985年，鲍觉民开始指导首届博士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地理，但是授予的是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鲍觉民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又一届国际地理大会。

与此同时，鲍觉民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文地理》杂志主编等等。

在鲍觉民的直接指导与引领下，南开经济地理团队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在国内地理学界、经济学界、政府咨询机构等逐渐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经济地理、旅游地理、政治地理、城市和区域经济等领域，成为新时期南开经济地理的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