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 城市化任务远未完成——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 时间： 2018-09-18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2018年09月15日　作者：蔡昉　责编：qgy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出席并演讲，题目为《中国打破城市化速度制约》。

 

　　目前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是58%，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被计算在城市化人口中，但是它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这就是现在1.7亿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城市化率大打折扣。

 

　　目前，户籍制度仍在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租住，让他的孩子愿意并且接受好的教育，同时，也在阻碍他们像城里的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人一样为经济作出贡献。

 

　　蔡昉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减速了，而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高等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平均城镇化率是65%，而中国还是58%，差距还很远。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时间有限，我讲几个观点。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非常快的增长，保持在9.6%的GDP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速度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这点我可以给大家看，过去我们老说城市化率一年一个百分点，一年二个百分点，其实这个说法太粗糙了。我们想看城市化速度，是指什么呢？是指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这样的话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每年城市化率提高3.1%，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四十年不可能涨到这样的速度，这是一个。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在这四十年里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速度是多少呢？是0.33%，一年只提高0.33%，低收入国家只提高1点几个百分点。我也找到中国可比的，我们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上，这些国家跟我们比。第一个是跟我们处在同一个转变时期的国家，世界银行给它定义为晚期人口红利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外，他们的经济速度在过去四十年里是0.75%，但是中国是3.15%。

 

　　还有一类国家跟中国一样，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跟中国一样，中国是这个行列的。但是这些国家不含中国之外，它也只提高了1.65%每年，我们还是3.1%，所以我们取得了跟经济增长城市化的契机。有这样的城市化速度，它本身还有问题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一个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比如58%，但是有相当多的人被你计算在城市化人口中，但是它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稳定的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这就是我们现在1.7亿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我们得到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只有42%，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城市化率就大打折扣了。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已经开始减速了，比如说2010年到2017年，城市化是以每年7%的速度在下降，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化率一年提高3.33%，现在一年只能提高2%。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经济，随着我们体量的增大，人均收入提高，传统的增长源泉消失了，所以中国应该减速，在常态上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后发优势越小，赶超起来的速度会慢。

 

　　但是城市化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我们不要跟发达国家比，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我们跟中等偏上的国家来比，他们的平均水平是65%，我们58%和65%还有至少是7%的差距。

 

　　还有一个可比的，中国目前的人群，人均8000、9000美元的GDP，在未来五年我们是达到高收入行列。12000多美元这个水平，这些国家应该是未来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要赶超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起来也是64%，也有6%-7%要赶超，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还没有走完，还必须持续下去。

 

　　我们再说一个一般的，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低城市化水平上实现现代化的，无论是基本现代化，更不要说现代化强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保持城市化速度。这是又一个观点。

 

　　我们很多人觉得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农村人口也很多，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达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城市化水平，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道理的。从历史经验看，我们不可能在农村占主要的实现现代化，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城市化道路可以有中国特色，但是城市化目标不能有中国例外，这是一个观点。

 

　　再一个，我想回到一些中国面临的挑战上去，在讲这个挑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现在最关心的事儿，中美贸易摩擦。我不想讲这个事儿本身，但是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得人家说物必自腐然后重生，他是自己国内出了问题，他才出来打贸易战。

 

　　美国问题出在哪儿呢？美国我们知道，这一轮优化应该是在1990年之后开始的，九十年代之前实际上是被分割的，分割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国际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他们叫产业内贸易，因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都没有加入到这个分工体系中，因此他们是自己在跟自己做贸易，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得多，他们没有根本上的资源比，因此他们进行的贸易不是李嘉图所说的在交换生产要素，其实他们交换的是规模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国际贸易不会改变生产要素相对收入水平，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九十年代以后，我们中国开始发展了，苏联东欧也加入到国际体系中来，拉美也开始进行外向型的发展，因此全球变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交易，这时候交易就是交易生产要素，我们收入水平低，我们劳动力就便宜，他们收入水平高资源就丰富。你们拿丰富的资本，就意味着他的报酬低，但是要是报酬出去了，就交换了。与此同时，过去劳动力短缺，很多工作高，这时候你减少对他们的使用，而进口了其他国家的劳动要素，这时候你的劳动要素报酬就会降低。

 

　　因此这些变化，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就含有的，不是自动解决收入问题，他需要国内制定相应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美国中间生产制造业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至于到其它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有中国还是没有中国都无关紧要，有中国只是体量更大一些，替代他们的岗位也就更快一些。但是归根到底，这就是岗位失去了，另一方面的科技、教育发展，高端劳动力还是存在的。

 

　　同时他们为老百姓(54.340, 2.13, 4.08%)生活服务的，麦当劳打扫卫生的这些岗位永远都在，也没法进口，他就自动保留。以前在他们发展最快的时候，最需要工人的时候，我只要上了高中就可以成为中产阶级，那时候叫从高中进入中产，现在不行了，你上高中没必要，你要再低端不上初中都可以，因此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入就要两极化，收入水平的差距就会扩大，因此老百姓就有情绪。那个时候很长时间他用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让老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生活用品，他们可以活下去了，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流失就进一步加快，因此他们老百姓的情绪更加恶劣。

 

　　这个时候也有人能够分析出，面临结构性矛盾，进行改革。但是任何政治家最省事儿的办法、最直接的办法，去得到选票，还是找到一个外边的敌人，假想敌也好，真是敌人也好，把老百姓注意力引到他们的身上，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我今天不是想解释谁对谁不对，我想说美国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吸取的，这个教训里面我觉得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过度就业的结果，找工作困难是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结果。这个话说起来就比较绕，它的意思长期劳动力大缺的话会带来问题，一个是说过度就业，过度就业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经济学家，过度就业含义是失业率已经低于了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有意义的，人们就知道我想找到工作，我必须受好的教育和好的培训，我得有技能，如果没有了自然失业率，我只要活着我就能找到工作，总有人要，这种情况下就不鼓励人们接受人力资本的培养，这就造成了长期的隐患。

 

　　另一点，长期劳动力短缺，还会造成工资过快上涨，它的上涨速度快于了劳动生产率的速度，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偿不了你工资的提高，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就要提高，你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这个结果就意味着资本要加快替代劳动力，机器人(16.620, 0.28, 1.71%)要替代活人，同时产业还要向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去转移，当这些必然的反应，这些都正常，产生了效果以后是什么结果呢？是真的没有那么多了。

 

　　这个时候工人发现，第一岗位都流失掉了，我的人力资本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升级的技能需求，因此我们的工人可能会限入到新的困境。因此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经济学家可以用基本原理给出很多药方，今天既然讲的城镇化，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提前减速，遭遇到一些制约，如果我们打破这个制约可以使我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一些。

 

　　我迅速讲三个观点，先从一个现象开始说。我们知道美国人还发现了一个现象，科技进步是带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但是这一轮是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发展为特征的。但是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发现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他们就叫悖论。中国也出现了悖论，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只有17%，70%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这些年我们从17%提高到了58%，劳动力从70%降到了20%，这么大的调整，这么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有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没有发生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利润驱动，差距仍然是明的，这个就非常奇怪。

 

　　三点：第一是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为什么没有提高？什么都变了，为什么劳动生产力不变，原因就要找，还有一个东西没变，总有一个东西没变，农业经营规模没变，正好今天我们有很多研究土地制度的学者，所以我把这个话题留给大家。推动城市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必然制度。

 

　　第二条，我们都知道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租住下去，让他的孩子愿意并且接受好的教育，同时他们像城里的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人一样作出贡献，像城市里的人一样60岁退休而不是40岁退休。

 

　　第三条，我们过去这几年在调增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误区，我们觉得从二产到三产就一定是进步，不一定，你看一看中国的土地数据，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第三产业，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城市化的方向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为了“一二三”这个词怎么说为好。因此当你说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的时候，就不应该转向第三产业，反而应该从第三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我觉得保持城镇化的速度，保持产业结构的原则都是同样重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