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新的征程上，着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起来，同时在富裕起来的过程中避免两极分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跨过1万美元，不能算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在世界排名并不低，收入差距较大。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是当前及今后的硬任务。促进共同富裕，不是走向平均主义，以财富的平均程度来衡量，而是走向人的现代化，以群体性的能力差距缩小为标志。只有围绕人来做文章，才能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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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指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的实质是指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如果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上，那么共同富裕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整不能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

　　不要以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分配在一定时期合意了，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一种确定性思维、线性思维的认识。物质生活条件只是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并不等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自然提升。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是人自身发展上的平等机会，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基本平等仅是一个手段或实现路径。因此，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而不是物质财富上的均贫富。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历史上的“社会实验”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变化密切相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追求生产增长，解决人的生存所需（吃饱穿暖），可以视为促进了人的发展。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生产与分配对人的自身发展的偏离就会越来越大。或者说物质的发展远快于人自身的发展，更不要说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防止的最大公共风险就在于物质财富发展中人的异化，也就是说，人被物质财富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物质财富。

　　促进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愿景目标。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指标。

　　从世界历史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一直是困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在两极分化的年代，均贫富曾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式。从农民起义到工人运动，无一不是从分配上做文章。从生产成果的分配到生产条件的分配，反映出社会革命的深度、广度和烈度。这都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追求共同富裕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道路。我国要转向人本逻辑，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吻合，与当前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战略高度契合。人本逻辑的要义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形成新的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逻辑（人的发展—物质发展—人的发展），以替代物本逻辑下的发展公式（物质发展—人的发展—物质发展），把人的发展作为手段、要素，转变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转向社会发展的人本逻辑，意味着要将经济问题纳入到社会整体中来考虑。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状态。

　　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放到整个社会当中才能认识清楚，放在经济当中则只能看到一部分。观察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整个社会来看，只是为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社会要通过社会合力来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收入不能替代能力，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就缩小了。能力来自于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到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

　　消费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条件的过程。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二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达到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

　　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基础，同时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泛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内在其中了。促进共同富裕，要摆脱效率与公平、做“蛋糕”与分配“蛋糕”的困境，只有从物转向人，从财产和收入基准转向消费基准，才能真正做到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

　　从我国现实来看，人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即财产和收入问题，更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分治状态。

　　从改革来看，我国虽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但改革的进展并不全面，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体现在以下三个“二元”上。

　　一是所有制二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作为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制约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深化。尽管在公共开支上、投资上不再局限于二元所有制，但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是二元的，以及人的社会身份是二元的，农民不只是户籍身份，还有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城乡分治就是以二元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宅基地、农民住房、森林等产权制度改革试图在突破二元所有制带来的制约。

　　二是经济二元。这个概念是指传统落后的农业和现代先进的工业之间的关系。经济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通过市场化、工业化过程可以逐渐消除。但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不只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

　　三是社会二元。在所有制二元基础上形成社会成员身份、基本权利的二元结构。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的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分配中形成群体性差距，进而形成能力群体性差距的社会根源。群体性的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也会因此而形成。

　　这三个“二元”问题，从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的推进。

　　促进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的目标，是走好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标志。但此事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在于共同富裕首先依赖于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等不得，在于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发展等，都依赖于共同富裕的边际改进。

　　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如何形成合力，以及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其中，形成与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相关的良好的分配预期，更是关键。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

　　从人的平等发展需要出发来推进各项改革，需要抓住以上三个“二元”结构来完善顶层设计，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关联起来。只有形成关联，整体设计才能找出重点和分出轻重缓急。板块式的改革往往各自为政，使得改革协同、系统集成的要求难以落地。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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