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必然性时间： 2019-11-15信息来源：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年1月 　作者：主编 陈宣庆 张可云 副主编 孙广宣 周毅仁　责编：qgy

第2章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重心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沿海发展战略”到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本世纪初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直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区域发展问题日益引起重视。这种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区域问题开始增多。“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缺乏能起到带头作用的发动机和对外开放的经验不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源于西部地区的长期贫困与落后；由于曾经有“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之称的东北地区出现明显的衰退，中央政府于2002年又提出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而“统筹区域发展”要求的提出，则是由于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多种区域病可能并发的阶段。只有通盘考虑西部的落后病、东北的萧条病与东部部分城市出现的膨胀病，才能防止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受区域病困扰而放缓。统筹区域发展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又有现实中的迫切性，本章将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详细论述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必然性。

2.1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理论依据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都存在一些基本规律，若政府部门能依据这些基本规律调控区域发展，则既可促进区域本身的发展，又可通过协调区域间关系而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相关的主要有区域生命周期理论、梯度理论和空间一体化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从时间、技术和空间三个不同角度揭示了区域演化的内在规律。除这三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之外，哲学上的系统论也可以帮助我们阐明统筹区域发展的必要性。

2.1.1区城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最初来自生物学对生命体从出生到死亡这一循环的观察与描述，将出生、成长、成熟、衰退、死亡的过程变化，以及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特质，用来模拟人类社会中有关组织、产品、市场、产业、区域的相关变化。”①虽然这样的模拟存在许多争议和限制，但由于具有较好的解释效果，西被广泛采用。目前国内外比较成熟的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其中，区域生命周期理论(Regional Cycle Theory)是J.H.汤普森(J.H.Thompson)于1966年在《对制造业地理的几点理论思考》②一文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工业区建立以后会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一个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青（Youth）到成熟（Maturity)再到老年（Oldage)阶段③。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一样的问题，处于不一样的竞争地位。

在区域工业年青期，明显的市场优势导致投资资本大量涌人，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不断融入的资本支持着新技术在该区域的不断出现，而新技术又促进区域不断发展，同时蓬勃的增长吸引了管理专家。年轻工业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生产成本低，市场广阔。

当发展到成熟期，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工业区的主宰地位得以确立。由于管理和技术上处于优势，其管理和技术人员被输出到其他区域。在这个阶段，因其他区域也想从制造业中分得一点好处，区际竞争开始逐渐加剧。为了应付其他区域的挑战，分厂布局模式成为企业空间扩张的一种选择，工厂管理与监督人员也从原厂转移至新的布局区位。成熟的工业区仍能保持其比较区位成本优势。企业分厂的设置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流动成为成熟期区域经济传播的主要形式。

到了老年阶段，原有的赖以生存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市场明显转移，其他区域因为能够获得新的更便宜的原料供应，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足够的技术劳动力而发展迅速。老年区域过去的一系列优势不复存在：厂房与机器设备可能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更新已经过时；税收剧增使得企业负担加重；土地使用竞争使得厂址无扩展之余地，拥挤成为常事；人才的流失成为技术创新停滞不前的根源，拥有高管理技术的人才可能被其他行业吸引走或自动改换门庭，留下的是那些小的家庭经营企业。

因此，步入老年期的区域很可能陷人膨胀或萧条。当然，老年期区域可通过创新能力再生而返老还童，进人新一轮生命周期循环，如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到60年代的再度繁荣就是这一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过，这一理论只是对区域发展与区际发展传播路径的一种归纳，并不表明任何区域都会严格遵循这种发展秩序。

由此理论可知，各区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一些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及时得到解决不仅影响这些区域的自身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单一区域问题时间上的相继可能会突出表现为多区域问题的空间并存。从纵向上看，落后、膨胀、萧条是一个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症状，但在横向上同时并存于当前我国的不同区域。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孤立，彼此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因此，要行之有效地解决这些区域问题不能让各个区域“自扫门前雪”，而必须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统筹考虑。

2.1.2 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家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发展中而提出的。“该理论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现实，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优先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再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向低梯度的转移，带动低梯度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①我们认为梯度理论的基本要点有两个：①客观上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②客观上存在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②。

区域梯度是区域间经济与技术发展差距在地图上的表示。若将全国各区域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平在图上标出，然后将数值相同的点连接成线，这些“等高线”组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一张区域经济梯度图。从这种图上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区域发展差距及其变化情况。图2-1是一个假想的区域经济梯度图。区域梯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不同的是差异程度不同而已。根据经验数据，我们发现落后国家的区域梯度陡峭，而发达国家的区域梯度相对和缓。在图2-1中，由中心城市A出发，向右区域梯度陡峭，向左相对和缓，这说明右边的区域差距较左边的大。

       

产业和技术的梯度转移与传播是区际关系协调与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的需要，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客观需要。当一个区域发展到老年阶段后，若其成熟产业不适时扩散出去，就会产生衰退产业与新产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工等多方面的冲突，导致区域产业拥挤，区域经济陷人萧条乃至危机之中。其次，落后地区接受产业转移与传统技术对其本身的发展利多弊少。一些传统产业转移至落后地区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落后地区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并以此为契机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例如，美国“阳光地带”的崛起与新英格兰地区的传统产业向南部转移是分不开的。最后，产业与技术转移涉及到区域经济布局格局的整体调整，发达地区的推力不足或落后地区的拉力不足均不能使产业顺利转移。区域梯度转移的快慢与各个方向传播程度的强弱取决于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这三种力量分别来自极化效应、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极化效应会使生产向优势突出的高梯度地区集中，导致梯度差扩大；扩散效应会促进低梯度地区发展，缩小梯度差；回流效应会遏制低梯度区域的发展，从而扩大梯度差。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必然存在着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同时也存在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当转移的趋势出现后，政府应制定适当的政策加以诱导，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宏观环境。

2.1.3 空间一体化理论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受钱纳里的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从产业发展和空间演变相结合的角度建立起区域空间结构和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空间子系统会重组，其边界会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往往按一定规则进行，其最终格局是全国各区域经济全面一体化”①。弗里德曼根据一个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将空间一体化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见图2-2②：

 

第一阶段：均质无序的区域中存有若干缺乏等级结构的独立地方中心。这是前工业化社会特有的典型空间结构，相对稳定。每个城市坐落于一个小面积地区的中央，腹地范围小，地区间相互缺乏联系并相互割裂，存在大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见图2-2a。增长潜力很快就告枯竭，经济停滞不前。

第二阶段：开始拥有单个强有力的中心。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典型结构表现出不稳定态势。边缘区(P)开始出现。由于拥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才、知识分子和劳动力大量迁至中心（C)，中心以外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会遭到沉通打击，见图2-2b；国民经济事实上只有一个单一大城市区域支撑，其增长消力有限；边缘区域的长期停滞可能会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

第三阶段：次级中心开始出现。这种空间结构反映了工业化成熟阶段的基本特征。这一阶段，战略次中心（SC。）得到开发，因而使得全国的边缘区域范围缩小，大城市间的边缘区域（P。）更易管理，见图2-2c；边缘区域的重要资源被纳入国民经济的生产性循环，国家中心的膨胀问题能得以避免；国家的增长潜力提高，但在大城市之间的边缘区域依然存在贫困与文化落后问题。

第四阶段：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结构形成。城市等级体系形成，交通网络发达，边缘性基本上消失，区域体系最终演变为组织良好的综合体，见图2-2d。这种网络化的空间组织类似于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市场网络结构。有组织的综合体是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城市间的边缘区将逐步纳人其邻近的城市经济中，在最后的“有组织的综合体”阶段，国家一体化、布局高效率、增长潜力最大化与重要的区际差异最小化等空间组织目标已经实现。

从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很大一部分区域的空间结构演变正处于由第三种样式向第四种样式过渡的阶段，简单的中心一边缘关系转变为多极结构，投资分布于许多具有战略地位的次中心，国家边缘区域为城市间边缘区取代。这一阶段也是区域经济问题多发阶段，各区域战略地位的变迁将产生多种复合的区域利益关系，对于区域利益的争夺也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区域问题，如地区封锁、重复建设、原料争夺、缺乏合作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会严重降低整个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统筹考虑，综合解决。

2.1.4系统论

系统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种普遍特性。系统（System)一词由来已久，在古代文化中早已蕴含着许多关于系统的朴素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语言中的系统，即带有组合、整体(集合）和有序的含义，已经粗浅地反映了系统的本质属性”①。在近代，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系统概念对现实世界进行概括分析，建立了几类系统，主要是受机械观影响而建立的机械系统。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系统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由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非（L.Von.Bertalanfy)提出。他用机体论生物学批判并取代了当时的机械论和活力论生物学，建立了有机体系统的概念，提出了系统理论的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贝塔朗菲就开始从有机体生物学转向建立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观意义的一般系统理论。1968年，贝塔朗菲发表了一般系统论的代表著作《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奠定了一般系统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研究的是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结构和功能、系统和环境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目前它的方法已被应用于各种科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中。

该理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有四个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目的性原则、最优化原则。

整体性原则：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贝塔朗菲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整体具备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质，系统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有统一性，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充分协调和连接，提高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

（2）要素的性质影响整体。

（3）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结构功能原则：大凡系统都有结构，系统的结构反映着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稳定联系。要素不变时，结构决定功能。

目的性原则：确定或把握系统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实现。

最优化原则：为最好地实现目标而通过改变要素和结构使系统功能最佳。

可以把全国看作整体，把各个区域看作整体的构成要素。全国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具备各个区域所不具备的政治、外交等功能，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定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的综合国力又是由其各构成要素决定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如果要素结构功能良好，将产生大于各自力量之和的合力；而如果要素之间总是发生摩擦、产生内耗，结果只能是损害整体的利益。因此，必须按照系统论的要求，优化要素结构、减少内耗，根据最优化原则来达到全国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而作为国家政权代表的政府是有能力协调区域之间关系的。在两部门经济中，政府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凌驾于国民经济之上，政府的作用在于改变外部环境因素，从而影响经济系统内部在三部门经济中，政府转化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但是因为政府所处的独我位置，使得它可以掌握较为充分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为宏观调控奠定了基础。

2.2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现实基础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必然性，而且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也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2.2.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

失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种种不利影响目益显现，区域差距成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之一。历史经验表明，过分强调均衡发展，人为地追求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是不可行的，使国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区域差距过大也会严重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继续提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东部地区一度出现了超高速增长的现象。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段发展低潮之后，从90年代开始，东部沿海省份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年均增长速度在12%-18%。1993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8%-26%，这一年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扩大幅度最大的一年。多数沿海省份的GDP连续10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我国落后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1998年以来，各省份GDP增长速度的差距开始缩小，东部主要省份的增长速度一般为11%左右。从实际效果分析，发达省份经济的高速增长趋势已经趋缓，相对落后的省份经济发展未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地区间GDP增速差距明显缩小。

我们再从人均GDP的角度分析地区间的差异变动情况，见表2-1。在1991-2004年间，最富省份与最贫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由5542元增加到51092元，相对差距则由7.50扩大为13.12，而反映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对平均离差指标则由42.71扩大到58.99。这说明虽然地区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有所缩小，但短期内仍难抑制地区间绝对经济差距的扩大。这种差距既有自然环境、历史发展、文化基础的影响，也有国家政策倾斜和投资地区差异的原因。落后区域缺乏自我发展和吸引外来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条件，自身造血功能不足，难以步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同时也制约了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水平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密切联系，按照威廉姆逊的“倒U型模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差距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成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到了发展的成熟阶段，区域差距则缩小。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已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处于不断扩大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四阶段理论，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总体上已经处于中期，见表2-2。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前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时期内，是区域差距继续扩大和缩小的重要分水岭，所以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调节作用尤为重要。

 

总之，改革开放初，我国的发展战略由重视内地转变为对东部地区倾斜的战略，在当时适应了社会发展要求，极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对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波浪式”发展和倾斜，造成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空间错位，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且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对中西部地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东部地区发展广阔腹地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难以给东部地区提供更高质量的资源和市场以及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因此，必须合理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从全局角度出发，构建在全国范围内“无故障”运转的经济系统，这也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苗头已经显现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上演了两轮全国规模的区域经济冲突，其基本线索十分清楚，即重复建设（盲目引进或重复布局）→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①。回顾过去的两轮区域经济冲突，与80年代的第一轮相比较，90年代的第二轮区域经济冲突在规模、涉及范围、破坏程度等方面都要甚于前一次。区域经济冲突造成资源浪费、区域利益受损，引发或加剧了微观与宏观经济矛盾，严重损害了国民经济。自2002年开始，新的“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的苗头又开始显现。

（1）价格指示灯预示新一轮建设高潮已经来临。

2003年，中国经济首次由通货紧缩进入轻微的通货膨胀阶段，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1.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02.2，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102.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则达到104.8，其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幅度最高，价格指数为107.9，其次是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为107.4。2004年，价格增长再创新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9，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05.6，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10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则达到111.4，尤其是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其价格指数均突破120，见表2-3。进入2005年，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上涨势头相比2004年略有减缓，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受国际油价影响，尤以燃料动力类原材料上涨价格最为迅猛。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及随后的波动，说明新的一轮建设高潮已经来临。

 

（2）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投资产生巨大的拉动效应。

“十五”期间国家正在集中力量建设的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其中，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号称“改写中国经济区域版图的四大工程”①，此外，还有以“五纵七横”为重点的公路国道主干网建设，“八纵八横”铁路主通道的建设或改造，一批大型水电站的开工建设，一批水利工程的开工，以长江、黄河为重点的堤防建设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以及南（宁）贵（阳）昆（明）等经济区的培育②。“这些工程项目及经济带、经济区的建设培养无一不耗资巨大，必会对投资需求产生非常大的拉动效应，这无疑是一块肥肉，成为各省市区争相抢夺的对象。”③“十五”期间的价格上涨，尤其是生产资料的超高速上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各地区盲目上马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雷同。

开发区数量多、规划面积大、闲置土地多。作为城市的延伸，开发区用地粗放是中国多数城市用地粗放的集中体现和问题的焦点。一方面，走外延式扩张道路的开发区数量多、规划面积大。据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最新调查数据，全国原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866个，平均每个省份有各类开发区220个以上，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市建设用地3.4万平方公里的规模④。另一方面，开发区数量多，但开发程度不够，投人资金往往不足，单位土地投资密度低，土地利用率也低，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少。一般开发区基础设施到位每平方公里将投资1.5亿左右。开发区起步区按规划面积的10%计算，需要投资近6000亿元，远远超过各级地方政府现阶段承受能力。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附加值高、利润空间大的特点，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些地方从省到县都在搞“软件园”、“高新技术园区”。在“长三角”地区，有14个城市“十五”规划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70%。由于生产方式雷同，企业采取同样的技术路线进行大批量生产，提供的都是使用价值相差不大的产品，所以竞争只能在价格上展开。近几年来，价格大战此起彼伏，越打越苦，越苦越打，最终陷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怪圈⑤。

（4）重复建设卷土重来。

一是部分传统产业重复建设回潮。近年来，一些地方不顾国家禁令和市场供求情况，新建了一批钢铁、水泥、玻璃、铁合金、电解铝等项目。国家花费很大力气关掉的一些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等企业也死灰复燃，部分已被淘汰压缩的过剩生产能力重新投入生产。这一切，使一些行业重复建设的矛盾重新变得尖锐起来。如1999年以来新建和筹建的浮法玻璃生产线39条，总计生产能力8788万吨，扣除改进落后工艺替代原有的1900万重量箱，新增生产能力为已压减生产能力的多倍；再如我国现有电解铝生产能力400万吨，正在实施和拟建的45个新项目将使生产能力总计达到700万吨，而电解铝需求量到2005年只有500万-550万吨①。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尤以电信业表现得最为明显，“截至2004年底，中国几大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360万公里，总投资近1300亿元，而目前中国的光纤利用率仅约10%，仅此一项大约有上千亿元的资产被闲置。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所建移动通信基站已超过30万个，两公司的铁塔一般都是并肩而立，但本可多家企业合用的铁塔却只承载本企业的基站天线，浪费了大量土地和钢材。目前因市场竞争而生成的这种浪费已经触目惊心，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240亿元”②。中国联通原董事长杨贤足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缺乏设施资源共用机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一向是各建各的。以兴建铁塔为例，一座铁塔需投资30万元人民币,在现有的铁塔中，如果1/3共建共用，节省的资金可想而知。比兴建铁塔造成更严重浪费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已经足够，但目前每家电信运营商都有自己的网络，而建设一张干线网往往需要投资200亿元人民币以上，现在并行的五六张网络，总投资额度已经超过1000亿元，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如今的五大运营商有四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需要2000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足够了。面对如此浪费，难怪杨贤足大发感慨：“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③

三是基础设施的重复、超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要有所超前，但脱离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过分超前，用市场需求标准衡量，就是出现了重复建设。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综合考虑协调力度不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的建设没有统筹考虑，加上地方政府各自为战，无序竞争，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土地资源浪费现象突出。如在港口方面，重复建设的现象更加突出，在南京以下约300公里的长江沿岸，建成或正在建设的万吨级码头有110个，最密段为江阴以下40多公里，平均每公里有一个码头，由于靠江必建港、一些建成港的效益低下，某市货运港设计的年吞吐量为248万吨，实际1997年以来年均仅完成十多万吨①。基础设施的综合布局不协调，造成了土地和资金的巨大浪费。

区域经济冲突和盲目重复建设的问题，虽然目前还是局部性的，但如果不加以合理的调控和引导，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加剧生产能力过剩，资源消耗太、技术水平低、安全条件差、污染严重等问题将更加突出，将延缓中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剧企业破产、失业增多等问题，甚至可能使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很大部分依赖银行贷款，从而加剧了银行风险。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必须遏制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和低水平扩张，这是当前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由于各地区经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站在全国整体利益的角度，由国家专门的负责机构统筹考虑。

——区域合作模式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

自1992年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许多组织自行消亡或名存实亡。其实质原因正是区域经济合作规律已发生作用。协作工作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肯定对协调区域经济关系不利，但协作工作的低潮决不意味着区域经济合作前景黯淡；相反，一些协作区的名存实亡或消亡正好说明了区域经济合作规律已发生作用，它是新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催生婆，它要求政府转换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②事实上，在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遇到发展困难时，跨区域的企业合作开始蓬勃发展。这一事实支持了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然向企业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转变的结论。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规律来看，区域经济合作必然会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中国的区域合作由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到90年代初步入低潮，进入新世纪后再度引人注目，是区域经济合作规律的反映。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合作是由政府推动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主导型区域合作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潮。一些过去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如京津冀都市圈，在90年代以来发展滞后，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没有及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向企业主导型转变。加强这些区域内各地区的合作，表明区域经济合作规律已经开始发生作用，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推动企业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显著，利益矛盾成为我国区域冲突的根源，如何控制差距、协调各区域利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2.2.2中国区域战略的阶段性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区域战略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年）与战略调整阶段(1973-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区域战略越来越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战略先后经历两个阶段，即沿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年至今）。不同阶段的区域战略的发展重点不同，这五个阶段的演变见图2-3。

 

第一阶段：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4年）

第一阶段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到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结束之前。为了平衡生产力的区域分布，中国在建国初期将内地建设作为区域战略的重点，期望通过有目的的布局工业来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协调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通过工业布局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分布不平衡状况，在工业布局时突出强调了原料地指向。“一五”计划要求，“为了改变原来地区分布不合理状况，必须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改造和扩建原来工业基地是创造新的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按照这种要求，三年恢复时期，国家工业建设重点在老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与华北。在这个时期，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开始考虑将战略重点向内地转移，同时将沿海地区的少数工厂搬迁至内地。

第二阶段：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年)

“三五”（1966-1970年）时期与“四五”（1971-1975年）前期，中国的生产力布局进行了“战略转移”，即集中力量于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生产力布局跳跃式西移。基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备战的考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决定按一、二、三线布局工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地区，即实施区域战略转移，将经济活动迁移至“大三线”地区，并强调在各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三五”期间，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已占到全国的66.8%，其中用于“三线”地区的占52.7%。国家在西南、西北投资所占比例，由“一五”计划时期占全国的16.9%上升到“三五”时期的35.1%。在1969-1972年期间，大项目较多的四川省占全国投资比重达12.09%，湖北省占7.38%，而同时期上海仅占2.38%，广东占4.44%。这一时期内地投资额为沿海地区的2.4倍。在集中向三线地区投资的同时，中央政府还有计划地将一批工厂和研究机构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大三线地区”，主要的迁出地是北京、上海、江苏、辽宁等省份。中央政府对三线建设先后投入2000多亿元资金，其中工业投资占70%以上。这是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援助力度最大的时期，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交通、电子、化工为先导，交通、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为基础，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得中西部地区工业落后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在企业布局时强调“山、散、洞”，即靠山、分散、进洞，三线地区新建或迁入的企业效益不高，影响了全国的发展速度。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一五”时期为29.4%，“三五”时期下降为18.9%，“四五”时期进一步下降为18.7%。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为11.7%，“四五”时期下降为9.1%①。

第三阶段：战略调整阶段(1973-1978年）

在这个阶段，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不断改善，国际形势开始趋于缓和，相应地，中国的区域战略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首先，工业区域布局以国防安全为首要原则已不合时宜；其次，三线建设中的失误与困难充分暴露。“三线”建设投入的力量过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建设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工业布局只有遵循经济原则、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基于上述要求，在从1973年起分两批引进的47个重要成套项目中，24个布局于东部沿海地区，12个布局于中部地区，11个布局于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集中在辽宁中部、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和胶东，在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南部。由于项目相对集中，前后配套协作条件好，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运营状况都较好。这表明国家的产业布局开始由内地向东部特别是向沿海经济发达区域逐渐转移。但是，这一阶段的调整还只是局部的，虽然同“三五”时期相比“四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所占比重内地下降了14.3个百分点，东部沿海地区上升了8.5个百分点，但内地的投资总额仍远远超过沿海地区。在继续进行大西南建设的同时，“三线”建设的中心转向中南的湘西、鄂西、豫西地区。“五五”（1976-1980年）时期安排了较大规模的后续投入，以保证“三线”地区建成的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阶段：沿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年)

沿海发展战略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简称，其基本要点是：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了加快全国经济整体发展并为整体起飞创造“宏增长极”，中国实施了向东部沿海区域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1979年中央确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利用其临近港澳与台湾的区位优势，加速其经济发展。“六五”期间，中国的区域战略明显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布局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建设投资比重超过了中西部，达到47.7%，中西部地区仅占46.5%；另一方面，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区域制度创新，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在外资项目审批权限、财税、外汇留成、信贷等方面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

“七五”（1986-1990年）计划根据经济技术水平和地理位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点：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扩大产品出口，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实行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强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3月，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实施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为主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同时，国家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范围，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随后又作出了开发上海浦东的决定，全国生产力布局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带倾斜。向沿海地带倾斜的区域政策，使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取得了先行发展，其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水平，使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全国经济连续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的同时，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迅速扩大。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对中西部的援助相对减弱，而且各种政策上也向沿海地区倾斜，使中西部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成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同时，地区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区域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突出。

第五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由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就进入到协调发展战略阶段。协调发展战略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最后提出统筹区域发展要求，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

“八五”（1991-1995年）时期，在继续考虑沿海发展需要的同时，较多的项目安排在中西部地区，在国家预算投资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八五”时期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仍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八五”中后期，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认了这一指导方针，提出从“九五”（1996-2000年）时期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九五”计划第六部分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部分所确定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这7个区域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而且，“九五”计划明确提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力度；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并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九五”期间，国家对中西部援助力度明显加大，对地区差距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99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决定要集中援助中西部地区。从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更为明确。

“十五”(2001一2005年）计划第八章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这一阶段进一步强调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要求西部大并发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科技、教育有较大发展。“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同时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其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东部地区要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提高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五”计划要求打破行政分割，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经济关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通过区域规划和政策，引导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并先行在生态功能保护区、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旅游经济区等方面取得突破。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为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3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将更加重视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的完善和不同类型区域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治理。一方面，统筹区域发展属于政府区域管理的核心内容，而区域管理的合理与否关键取决于区域管理的制度基础是否完善，因此，统筹区域发展首先需要完善区域管理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统筹区域管理不单纯是促进个别区域的发展，而应是全面管理各种类型的问题区域，寻求综合解决各种区域病的途径①。

与此同时，《决定》还要求，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这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从统筹兼顾的高度而不单纯是从西部开发的角度提出了全面重视各类区域问题、包括西部地区的落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和中部的综合问题，同时还突出强调了决策程序科学化问题。

总而言之，协调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的必然结果，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

2.2.3区域协调发展的战路目标

早在1991年3月李鹏总理就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的目标。报告指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当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区域经济冲突，导致各地重复建设项目过多，产业结构趋同，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严重妨碍了合理的生产协作和商品流通，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任务。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再一次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进一步突出了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指出要“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

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继续强调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2003年10月21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实行符合各地特点、发挥比较优势、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现了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又有利于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整体战略部署”。

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地区发展政策几经调整，虽有过失误，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我们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内生的一系列矛盾逐渐暴露，其中区域发展失衡特别是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世纪之交，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试图遏制和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提出了统筹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发展新战略，即坚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通过统筹兼顾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在空间结构上应该均衡，在时间顺序上应该收敛。区域是经济社会的载体，是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空间形式，区域结构失衡、发展进程和水平差距过大，和谐社会就失去了依存的基础。区域过度失衡将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地区差距鸿沟、城乡发展割裂的矛盾，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统筹和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1世纪前半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前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国际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环境将毫无条件地要求中国各区域加强合作，克服冲突，因为内耗丛生必然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主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可能再次被延缓。协调区域经济关系无疑是21世纪前半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也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

总之，从规律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问题会逐渐增多。中国目前已经出现的主要区域问题有：地区发展差距问题、贫困落后问题、衰退与萧条问题、城市膨胀问题和地区间矛盾与冲突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每种问题都不是均匀分布于各个地区的，而是相对集中于特定区域。因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处理区域问题时必须要运用“区域方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传统做法。在现代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解决众多并存的区域问题，不能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伴随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将随之而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既体现了历史继承性，更突出了时代性；此外，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任务，而和谐社会在区域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区域协调发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现实基础。

2.3  本章小结

统筹区域发展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又有现实中的迫切性。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相关的主要有区域生命周期理论、梯度理论和空间一体化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从时间、技术和空间三个不同角度揭示了区域演化的内在规律。除这三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之外，哲学上的系统论也有助于阐明统筹区域发展的必要性。

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区建立以后会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一个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青（Youth）到成熟（Maturity）再到老年(0ld age)阶段。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一样的问题，处于不一样的竞争地位。当一国发展到不同生命周期区域并存时，就必然产生统筹解决各种区域问题的要求。

梯度理论认为，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必然存在着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同时也存在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当一国的发达区域成熟后，就必然产生促进产业转移与技术传播的要求。

空间一体化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空间子系统会重组，其边界会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往往按一定规则进行，其最终格局是全国各区域经济全面一体化。弗里德曼将空间一体化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均质无序的区域中存有若干缺乏等级结构的独立地方中心。第二阶段：开始拥有单个强有力的中心。第三阶段：次级中心开始出现。第四阶段：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结构形成。当一国的区域格局发展到第二与第三阶段后，就必然产生政府统筹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有四个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目的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当一国的区域系统出现较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时，就必然产生统筹协调各区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要求。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现实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以人均GDP衡量，在1991-2004年间，最富省份与最贫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由5542元增加到51092元，相对差距则由7.50扩大为13.12，而反映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对平均离差指标则由42.71扩大到58.99。其次，通过价格指示灯以及重复建设等情况发现，自2002年开始，新的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的苗头又开始显现。最后，我国的区域合作模式开始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过了五个阶段，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年）、战略调整阶段（1973-1978年）、沿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年）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年至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进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而和谐社会在区域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区域协调发展。&

第2章注释：

2.1.1

①李保红、吕廷杰：《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标准化的生命周期理论》，载《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研究》，2005(9）。

②Thompson,John H.,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Manufhcturing CGeography,Ecomomie Geos.raphy,1966(42),pp.357-358.

③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1页。

2.1.2 第15页

①原秋：《区域经济开发模式与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依据》，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②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3页。

2.1.3 第17页

①刘再兴主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②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4-376页。

2.1.4 第18页

①李喜先等著：《科学系统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2 第22页

①张可云：《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冲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页。

2.2.1 第24页

①详情参见孙杰、赵承、王阿敏；《“四大工程”将改写中国经济区域版图》，新华社2001年3月11日电。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③张可云：《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冲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④束克欣；《集约与节约用地—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载《中国信息报》，2005-08-25。

⑤《中国重复建设成为当前经济中突出问题》，载《经济日报》，2003-07-28。

第25页

①马传景：《关于解决重复建设问题的深层思考》，载《求是》，2003(10）。

②《电信业恶性竞争重复建设浪费金额可建几个三峡》，http:/www.chinanew.com.cn/22news/2005/2005-08-04/26/607858.shtml。

③《政协委员杨贤足：电信重复建设耗掉几个三峡》，载《中国青年报》，2005-03-14。

第26页

①束克欣：《集约与节约用地—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载《中国信息报》，2005-08-25。

②引自张可云：《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第28页

①参见刘再兴等：《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2.2 第32页

①胡乃武、张可云：《统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研究》，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