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与统筹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5.1-5.2)时间: 2019-11-29信息来源: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年1月 作者:主编 陈宣庆 张可云 副主编 孙广宣 周毅仁 责编:qgy
在前面几章内容中,我们以对统筹区域发展科学内涵的界定为逻辑起点,阐述了统筹区域发展要求提出的必然性,分析了统筹区域发展需要解决两大方面问题。本章主要研究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不同类型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以及未来所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基本要求。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与统筹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
5.1 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
在开放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既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既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也受新的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能源等传统因素的影响力下降,而信息化、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影响力上升,①国际因素的作用不断强化,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传统因素与新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并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为了便于分析和把握脉络,我们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来分析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思路见图5-1。
5.1.1 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因素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社会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因素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潮流、中国加入WTO与吸引FDI的区域空间效应以及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潮流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只是世界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既是区域发展的国际背景,也是区域发展的新影响因素。
20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的开发利用为先导,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为主要标志,其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不仅带动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加速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与改造。信息产业渗透到各个产业部门,其硬件生产部分属高技术的第二产业,软件供应属知识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几乎渗透到第三产业的所有服务行业。一些发达国家广义的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0%~60%,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亦达到25%~40%。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缩短了产品和技术创新的周期,加快了社会消费和市场需求变化的速度,知识、信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对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社会信息化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信息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全球化”一间最早由T工.菜维(Theoder Ievit)于1985年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首先提出。他用“全球化”一词形容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由此可见,最早提出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的典型现象,并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各国在政治主权和地理边界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强化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和运行机制,淡化国家的经济边界,扩大国家的经济空间,从而达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生产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它以便捷的现代交通、通讯为依托,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资本、技术、知识、信息和产品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生产方式弹性化,弹性生产使中心与端点间按等级体系的空间模式重新组织空间聚集与扩散格局。区域是全球的一部分,处于全球网络之中,开放是其基本的特性,是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地方和区域的发展必须与高级空间(更高级别的区域空间、国家空间)链接,防止孤立和封闭;高级空间也必须与全球流动空间链接,才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②。可以说,社会信息化使区域经济由“地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变,即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通过数字网络密切联系起来,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③;经济全球化则使区域经济由“地理空间”向“经济空间”转变,即经济全球化使区域的经济活动半径大大扩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再决定于“地理空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经济空间”的范围。因此,区域“数字空间”的发育程度和“经济空间”的大小既是区域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一方面促使中国各区域进一步从封闭走向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区域间加强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成为必然。可以预见,国内区域之间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会有所缓和,区域由冲突走向合作是基本趋势,国内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明显加快。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对于不同的区域来说,其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将取决于各区域的信息化水平、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水平以及区域的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从我国大区域来看,不但信息化水平、经济实力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而且经济全球化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的差异。东部地区信息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经济全球化程度高,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且较熟悉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则,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获益会不断增加。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由于信息化水平低,经济实力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高,对国际市场的规则不了解,抵制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弱,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大。因此,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成为强化我国区域差异的力量,并使得我国缩小区域差距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当然,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紧密,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对其产生的影响也较大。股市的变化、汇率的变动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是区域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防范金融风险、提高抗险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国加入WTO和吸引FDI的区域空间效应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各个区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出口商品与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上升。1978年中国进出口额为206亿美元,占GDP比重仅为13%,到2003年已超过8500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41倍,占CDP比重为60.3%。但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享受应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按照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过渡期间关税将逐步下调,并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2005年,中国加入WTO的前过渡期已经结束,后过渡期已经开始。根据承诺,中国到2008年过渡期结束时,关税总水平将降到10%。可以说,中国加人WTO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区域这个层面看,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的区域,其利益增加;正面效应小于负面效应的区域,其利益受损。就目前我国的区域现状来说,正面效应较大的主要是东部地区,负面效应较多的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中国具有较大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服装、玩具、家电等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加入WTO大大促进了纺织、服装、玩具、家电等行业的发展,使东部地区获得较大的利益。中西部地区生产的主要是农矿产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缺乏竞争力;东北地区由于产业老化、产业结构水平低,企业效益差,其产品也缺乏国际竞争力。加入WTO使得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利益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受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大,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其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企业和产业所面临的风险也比其他地区大得多。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巨大市场所产生的强大引力,国际产业和资本纷纷向中国转移。自199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2002年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连续多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500亿美元。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606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6099亿美元。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最快,FDI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1983年FDI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仅为32%,到2003年则上升到95%。FDI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导,FDI在中国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见表5-1。
FDI的规模与分布成为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FDI的区域空间差异直接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由于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市场化程度高,距离海港口岸近,运输成本低,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优势,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集中地。在20世纪80年代,90%以上的FDI分布在沿海地区;90年代以来,仍有85%以上的外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使得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吸引的FDI有所增加,其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但FDI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加入WTO以来,FDI区位的变化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的变动,出现了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即FDI逐渐由东南沿海向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转移。从2004年FDI的增长情况看,增长最快的是北京,增长率为43%,其次是山东,为38.3%,远高于东南沿海的广东(34.1%)、浙江(22.6%)和福建(7.6%)的增长水平。
——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
地缘政治与经济也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地缘接近的区域影响更大,这在我国的区域发展历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内地建设、“三线”建设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基于当时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形势考虑作出的战略安排;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也是针对这一时期有利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而作出的战略调整。展的战略,也是针对这一时期有利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而作出的战略调整。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进一步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了一批边境经济合作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边境区域的经济发展。从目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看,总体情况较好,但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具体情况与影响是①:
第一,中日两国出现“经济热”而“政治冷”的局面。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虽没有陆地边界,但两国都是世界大国,而且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目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政治上的不稳定很难保证两国贸易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复杂。
第二,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争端以及南亚次大陆的态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影响。
第三,中国与东盟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东南、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与泰国已于2004年实现自由贸易,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也在快速发展之中。
第四,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国内的稳定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对我国利用国外资源有比较大的影响,并有利于中国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中哈石油管道(西起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的阿特劳,东到中国新疆的独山子石化公司)已全线贯通,设计每年输油能力为2000万吨,西北地区重化工业的发展条件更为优越,将加快西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促进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5.1.2 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
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区域自身的因素,有的是区域外部的因素,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区域,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不同的区域面临的区域问题不同,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也就存在区域差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人口、资源与环境因素、发展基础与产业结构水平、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等。
——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历来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的战略安排和政策支持可以改变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前,为了解决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加之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国防需要,主要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投资重点指向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提高综合国力,国家调整了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实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并在东部设立经济特区,给予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东部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又对区域战略相继进行了调整,先后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的时间不长,体现战略的具体政策不完善,很多政策还停留在战略的层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效果还不是太显著。
我们认为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仍然是影响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已经确定,区域战略已经非常明确,关键是具体区域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目前除东部地区已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外,其他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弱,或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支持的重点主要是加强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调整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区域自身的发展能力。
投资环境建设包括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文化、制度等软环境建设。只有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才能获得较高的回报,才能吸引大量的资本、技术、人才的流入,才能真正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没有好的投资环境,不但不能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短缺的生产资源,还会造成自身资本、人才等稀缺资源的流失。正是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如东部地区,才造成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东部地区。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认为特殊要素或生产“前提条件”的缺乏,是基本组织不健全的表现。也就是说,发展要素的缺乏,可以认为是诱导机制的缺乏①。而投资环境的改善、诱导机制的形成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在区域发展战略格局明确的情况下,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资源与环境因素
人口、资源与环境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各个区域都很突出的问题。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总量增长的趋势要到21世纪中期才会减缓。预计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亿,最大人口规模可能达到16亿。因此,各个区域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与之相伴的是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问题。从经济方面分析,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仍是基本的趋势,并完全可能继续保持三十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高产出依赖于高投入,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生产资源,出现严重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现象,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因素将日益成为各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各个区域所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不一样,人口、资源与环境因素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东部地区的人地关系紧张不仅在于本区的人口增长,还在于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区域的劳动力;而西部地区的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增长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等问题。资源环境方面,东部地区主要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是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如黄土高原和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西北地区的草场退化和土地荒漠化、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污染严重则是各区域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在区域内部是难以解决的,必须从全国整体出发,统筹安排,综合解决。
——发展基础与产业结构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原有基础之上的。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既是区域前一时期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后一发展时期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因素。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雄厚,国内外市场条件和区域条件优越,与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市场制度等因素结合,产业结构处于较高层次,已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城市和经齐密集区。良好的发展基础与较高的产业结构水平是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则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工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资源型产业的特征突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集中的地区(中西部也较多)产业老化,资源枯竭,其企业和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属于产业链前端的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低度化现象严重,区域自身发展能力弱。产业结构层次低、发展基础差成为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另外,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出现地区间的无序竞争和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复制,限制了要素的跨区流动和产业的区域转移,阻碍了地区资源的优化组合和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创新能力
区域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和制度创新能力的强弱是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是外生的,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对经济持续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不仅是要素投入和结构改善的结果,同时也有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贡献。根据王文博等人对我国1981-1999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制度因素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0.225个百分点,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①。其实制度因素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率差异和区域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互动循环,见图5-2,产生区域间的“马太效应”。从具体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国有企业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制度创新能力强,制度变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绩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其他区域,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地区,国有企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制度变迁滞后,市场化程度低,制度创新能力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这些区域由于制度变迁的滞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是负贡献。
——信息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
信息化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信息化水平高,科技创新能力强,属于高技术梯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信息化水平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属于低技术梯度地区。低技术梯度地区信息的传播、接收和推广应用遇到的困难大,致使大量的生产和产品销售得不到及时必要的信息,研究与开发由于缺乏信息资源的支持难以进行特别是难以进入国内外经济循环系统。可以说,区域信息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既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也是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互为因果,产生良性循环,如图5-3所示。
世界发展实践表明,信息化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刘卫东等人的研究,2001-2002年我国省份信息化水平可分为六种类型:①信息化水平最强的地区(北京、上海);②信息化水平较强的地区(天津、福建、广东、浙江);③信息化水平上中等的地区(辽宁、吉林、江苏、山东);④信息化水平下中等的地区(河北、山西、黑龙江、湖南、海南、重庆、陕西、新疆);⑤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宁夏、安徽);⑥信息化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贵州、甘肃、青海)四。由此可见,我国信息化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相吻合,进一步说明了信息化、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落后地区加快信息化步伐,提高料技创新能力,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参与国内外的经济循环,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涂径。
另外,还有许多新的因素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随着我国石油消费量的增加,加快西部地区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是一种必然趋势,新疆油气资源的开发就是明证。同时随着石油进口量的增大,从能源安全考虑,实行石油进口的多极化战略是必然趋势。我国正建成从里海通向中国西北的石油管道,通过缅甸直接从孟加拉湾输入石油、以避开马六甲海峡线路方案也在酝酿之中。可以预见,今后随着西北、西南石油进口通道的开通,将会促进西北和西南地区石化工业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格局会有所变化。
综上所述,无论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市场属性突出的,其基本的作用趋向都是扩大区域发展的差距。因此,控制区域差距、点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重大任务与责任。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全意同题区域的演变趋势与未来发展的主要问题,完善区域管理体系和制度基础,、提出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采取强有力的区域政策措施,综合解决各种区黄问题,协调区域关系,加快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缩小或控制区域发溪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目标。
5.2 不同类型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与主要发展问题
从统筹区域发展的目的与任务出发,不同类型区域是指问题区域,即落后区域、膨系区域和萧条区域,与此相对应的区域病称为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
在现实中,问题区域只是区域中患有区域病的部分,并非是区域整体。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根据发展水平的差异,一般可以分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等不同的区域类型。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同时存在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多种类型的区域病,即出现落后病、膨您病和萧条病同时并存的现象。其实,区域越大,患多种区域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不同的区域其所面临的主要区域问题是不同的。从目前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落后病,但西部的许多大城市市区也出现膨账病(如昆明中心城区),西部的工矿城市也患有萧条病;东北老工业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萧条病;东部大城市中心城区主要是膨胀病,但也或多或少兼有其区域病;中部地区则是三种病症兼而有之,是问题综合体。
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落后病、膨胀病、萧条病是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要区域问题。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和萧条区域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区域的特珠形式,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我们将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分析不同类型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与主要发展问题,并指出各种问题区域治理的重点与方向,见图5-4。
5.2.1 落后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与主要发展问题
落后区域自有人类经济活动以来,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循环状态。经济学家内尔森(R.R.Nelson)认为落后区域存在低水平陷阱,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而纳克斯(R.Nurkse)则认为落后区域存在供给和需求的贫困恶性循环(图5-5)。基本的结论是:要改变落后区域的落后状态,必须有外力的干预。只有借助外力的干预,才能打破落后区域自身的低水平陷阱和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起飞,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帮助落后区域发展经济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责任。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找准问题。落后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善区域发展的条件,优化区域投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使其跨人工业化的门槛,实现经济起飞。落后地区一般资源丰富,是初级资源性产品的输出区,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应立足于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延长产业链,提升资源产品的附加价值。
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落后病的治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落后病在我国广泛存在,其中以西部地区和各省份的边缘地带最为突出。因此,落后病将是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区域病,对这种病的治理也必须采取长期而循序渐进的方针。我国政府对落后病的治理是非常重视的,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就典型。但由于对落后病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欲速不达;只注重富区”不重视“富民”,治标不治本,区域自生能力没有发展起来,返贫现象较为普遍。
1999年我国于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不仅包括西部十二省份,还包括了中部省份的落后地区。可以说,落后地区迎来了加快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大好机遇。但由于我国落后地区地域广阔、情况复杂,西部开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可以分为奠定基础、加速发展和全面推进三大阶段①。尽管每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未来变动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
奠定基础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我们认为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012005年是西部大开发的启动期,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今后5~10年还将是继续奠定基础的阶段。需要明确的是,西部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陆上通道,是从陆上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地;西部是我国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因此,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西部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要求。
加速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至少也是20~30年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前一阶段建设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市场的走势和科技发展方向,结合地区区情,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层次,实现经济的起飞,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全面推进现代化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加快边远山区、落后农牧区开发,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全面推进西部地区现代化。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落后地区的范围会不断缩小。可以说,当落后问题全面解决的时候,也就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状态的时候。
5.2.2 膨胀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与主要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患有膨胀病,经济密度过大,出现明显的聚集规模不经济的区域就是膨胀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能提高效率,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但是产业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是有一定限度的,当超过某一临界规模,就会产生聚集不经济,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用地用水不足、能源和劳动力供应紧张等现象①。因此,膨胀区域人口与经济过度集中、产业结构老化、环境恶化,已产生聚集不经济,若不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难免沦为萧条区域②。我国许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膨胀病,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较为突出。但与西部地区的落后问题和东北地区的萧条问题相比,东部地区作为膨胀区域的代表所表现出来的膨胀问题更多的还是潜在的。就东部部分发达城市的未来发展而言,面临着两种可能趋势:一种是膨胀病加重,由发达转为萧条;另一种是膨胀病得到有效的防治,繁荣得以继续延续。因此,重视城市地区,特别是东部大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及早预防或治疗膨胀病,是延续区域和城市发达与繁荣的基本要求。
空间问题是膨胀区域的主要问题。空间既包括地理空间,也包括经济空间。膨胀区域的问题首先是地理空间的问题。许多传统产业部门的老企业由于建立得早,历史悠久,占据了城区的优越区位,使得新兴产业没有发展的空间,地理空间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其经济活动的半径,即经济空间的大小。地理空间膨胀问题的严重性主要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没有发展的空间。由于高新技术等产业部门得不到发展,使得城市发展失去活力、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城市经济空间的萎缩而陷入萧条的泥潭。因此,膨胀区域的主要发展问题是如何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由于膨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具有内生发展的能力,只要政府及早重视且措施得当,自身完全有能力解决膨胀问题。中央政府目前应当做的主要是宏观的统筹和战略性的指导。
5.2.3 萧条区域的阶段性演变趋势与主要发展问题
患有萧条病以传统的衰退产业为主的区域就是萧条区域。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许多资源型城市属于此类)基本上属于衰退与萧条区域,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集中和突出。这类区域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摇篮,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刚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资源枯竭等原因,传统产业老化,接替的新兴产业没有成长起来,致使区域由盛而衰,处于衰退与萧条的境地。
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萧条区域的基本特征是: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及其附近;人均收人水平低而失业率高;传统工业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落后;社会经济问题严重等。萧条区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区位性衰退、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和消聚性衰退①。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来说,结构性衰退是区域萧条的主要原因。因此,萧条区域的核心问题是结构老化,如何实现结构转型是其主要的发展问题,关键是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和置换,发展内生新兴工业,进行产业结构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区域自生发展的能力,促使区域走出衰退与萧条的泥潭。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促进老工业区发展时,发展内生新兴工业是治理萧条病的根本途径。萧条区域一般是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煤炭、钢铁、冶金、化工、重型机械等传统工业部门集中的区域。这些传统产业部门的衰退,导致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失业。由于失业人员多,收人水平低,对服务业的诱导引力不强,第三产业也难以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立足于萧条区域内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中小企业为主的新兴工业,既可以解决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可克服传统大企业机制僵化、竞争力不强等缺陷。内生性新兴工业的发展,通过其所产生的区域乘数效应,带动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强区域自身的发展能力,促使萧条区域“返老还童”,走向新的繁荣①。
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是治疗萧条病的重点之一。萧条区域虽然交通等基础设施有一定的基础,但多年来随着产业的老化与经济的衰退,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加之,萧条区域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机制僵化、制度创新能力弱,人才和资金流失,使得投资的软硬环境都不理想。因此,支持萧条区域的重点在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特别是城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污染治理、环境绿化等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从而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地企业的进入,加快改造和置换老化的企业与产业,建立新的综合产业体系②。
加快萧条区域的制度变迁也是治疗萧条病的一个重点。大量的事实表明,萧条区域总是改革的滞后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变迁相联系的,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也就是市场经济发育越好的地区。萧条区域市场化程度低,国有企业比重高,计划经济的特征突出。萧条区域制度变迁的滞后,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政府不愿意放权,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愿意脱离政府的保护,致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市场化的步伐,促进市场竞争和要素流动,通过制度创新和变迁,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见图5-6),从根本上根治萧条病。
东北地区是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要改变萧条的状态,走向新的繁荣,必须针对萧条的症结,采取分阶段、分重点的治理措施,对症下药。我们认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能急于求成,需要15~20年的时间。整个振兴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基础准备阶段,需5~10年的时间。主要是进行投资环境建设,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市场化进程,有选择地转移和改造部分老化的传统产业,为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为全面振兴阶段,需10~15年的时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加快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培育,形成新的主导产业部门,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形成统一、开放的区域市场,并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机衔接,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走向新的繁荣。
总之,21世纪我国各个区城存在的主要发展问题是不同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存在差异,这是与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但无论患有哪一种区城病,不进行及时的治疗,没有外力的作用与干预,其自身是难以康复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各种区域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会越来越突出,区域差距会更加巨大,区域协调就更为困难。东部地区虽然已经具备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但东部的发展仍然需要其他区域在产业分工、资源供给、市场需求等方面加以支持。落后病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萧条病主要存在于东北地区,膨胀病主要存在于东部部分城市地区。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区域就不存在类似的区域病。就中部地区而言,没有一种病是全局性的,也就是说,中部地区的落后病不如西部地区突出,萧条病不如东北地区突出,膨胀病不如东部城市地区突出,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各种区域病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中部地区。由此可见,只有对各种问题区域的区域病进行统筹考虑、综合治理才能达到统筹区域发展的目的。&
第五章注释:
5.1第133页
①陆大道等著:《2002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
第134页
① 胡序威、周一星、顾潮林等著:《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第135页
① 刘力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②陈修颖:《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及其实现》,载《经济地理》,2003(4)。 ③刘江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第138页
① 刘江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3年版,第63~64页。
第139页
①[美]艾伯特,赫希曼著:《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第141页
① 王文博、陈昌兵、徐海燕:《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载《统计研》,2002(5)。
第142页
①陆大道等著:《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3年版,第12页。
第145页
① 洪名勇、马文彬等著:《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①页。
第146页
① 魏后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检局》。星明;三商人足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②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页。
第147页
① 魏后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92页。
第148页
①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33页。②同上书,第328~330页。③张耀辉、路世昌等著:《衰退地区经济振兴战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年版,第172~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