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7月25日下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二十次专题研讨会在线上举办，各位专家围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与趋势”这一主题各抒己见。现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原部长李善同在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予以全文刊发，与网友共享。

谢谢你们，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基础设施、信息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生产分工和市场融合已经大大突破国界，各国国内区域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分工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如许多发达国家国内区域差距在经历多年的下降之后开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随着中美冲突的不断显性化和激烈化，区域如何在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生产链条和网络的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南北发展差异呈现出扩大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

首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南北经济发展差异的现象。

第一，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向南偏向西方向迁移。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GDP数据，计算中国1980-2019年中国的经济重心，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向南偏西迁移的（参见图1）。另外，我们运用1987-2017年国内区域投入产出表也分析了制造业各产业的重心迁移轨迹（参见图2），红色线条显示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各部门的重心迁移轨迹，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红色线条的轨迹基本都在偏北边；劳动密集型产业各部门的重心迁移轨迹用蓝色线条，其中食品制造业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与农业相关性强；技术密集型产业各部门的重心迁移轨迹用绿色线条，可以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心位置都是偏东边，近年来很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心也是向西南方向迁移。

图1  1980-2019年中国经济重心迁移轨迹

     图2  各类制造业行业重心迁移轨迹

第二，从国内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西南省份增速最快。贵州、云南、西藏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前3位，且年均增速高。其中，贵州已成为近10年来经济增速唯一一直保持在前3位的省份。重庆、四川持续多年经济增速在全国保持前10名。二是多数北方省份经济增速排名下降，而多数南方省份排名上升。15个北方省份中有9个省份排名下降，其中天津、吉林、陕西、内蒙古和甘肃等地2019年排名较2012年下降了10位以上。全国各省经济增速排名最后5位全部为北方省份。而16个南方省份中12个省份排名上升，其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2019年排名较2012年上升了10位以上。全国各省经济增速排名前10位除了河南其余全部为南方省份。

    表1  2012-2020年国内各省经济增长速度排名情况

 

第三，从增长速度来看，南方经济增速整体明显快于北方。近年来，我国南北方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南快北慢”的分化特征。从图3可见，2012年以前南北方的经济增速呈现大致相同的变化轨迹，而2013年以来南方经济增速快于北方且两者间的差异逐渐扩大，2013-2016年，南北方经济增速的差异从0.4个百分点扩大至1.7个百分点，2016-2019年南北方经济增速差异虽有所收敛，但仍保持1.1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参见图3）。在南北方经济增速分化的情况下，南北方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在扩大，北方省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南方省份经济规模的比重由2012年的73.4%降至2019年的67.9%，下降5.5个百分点。

    图3  2001-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及增速

其次，我们要看一下南北经济增速分化的原因。

每个省的经济增长既受本省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影响，也受其他省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影响。在此我们运用我国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的各省总消费率是把本省和外省的消费放在一起，总投资率也是把本省和外省的投资拉动都放在一起，这样更能看出来中国大的经济格局变化会对各省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是北方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全国投资趋势性大幅减速导致北方经济大幅下滑。图4中蓝色条形图代表总消费率，橙色条形图代表总投资率，绿色条形图代表出口拉动率。基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不同，国内各省的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型（包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省份）、投资拉动型（包括辽宁、内蒙古、青海等北方省份）。近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全国投资增速在趋缓。从图5可以看出，辽宁、吉林、湖北、青海等省份处于图形的右下方（圈内的省份），表明这些省份具有总投资依存度高且GDP增速下降幅度大的特征，可见投资下滑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冲击更为明显。因此，对于总投资依赖程度较强的北方地区，全国投资增速放缓是北方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此外，对于投资拉动型的省份也区分本省的直接拉动和其他省的间接拉动。比如，更多依赖自身投资（直接依赖）：青海、湖北、吉林；更多依赖其他省份投资（间接依赖）：内蒙古、甘肃、山西；直接依赖和间接依赖程度都很高：辽宁省。另一方面，北方经济增速放缓也受到国际经济格局影响。对于高度依赖重化工产业的地区，当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后，这些地区的适应过程比较缓慢。受制于重化工产业结构，这些地区呈现出较低的经济韧性，相对更难从外部经济冲击中恢复。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以及全国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北方地区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而难以恢复的状况。

   图4  2012、2017年国内各省经济的驱动力

图5  总投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速的关系

第二，一些原因导致西南省份经济快速发展。一是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使得西南各个省工业化进程加速。近年来西南省份的制造业（尤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有所提高，表明制造业在向这些省份转移。2012-2017 年，贵州、重庆等省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上升了0.42 和0.23 个百分点；云南、四川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两省份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二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促进了西南省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近年来，西南省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快速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增强同全球各地的经济联系，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通过发挥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等优势，西南地区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四川、云南的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3%、2.51%、0.84%，分别较2012年增长0.65、0.98、0.30个百分点。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西南地区在部分电子产品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市场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行业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2019年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约占全球的40%，手机的产量约占全球的10%；四川成都的笔记本电脑产量约占全球的20%，iPad的产量约占全球70%。

三是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释放了西南地区省际贸易增长的潜力，强化了其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得益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西南地区的省际贸易额大幅增长，2012-2017年西南四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省际贸易额年均增速达到21.7%，约为同期GDP年均增速的2.3倍，其中，重庆、四川的省际贸易额年均增速分别约为GDP增速的3.2倍、1.8倍。另外，西南省份与珠三角等沿海省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并借助沿海省份处于全球产业分工前沿的优势，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四是脱贫攻坚举措深入实施，促进了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和农村经济较为落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2016-2020年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得到的中央扶贫补助资金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0%、8.4%和9.4%，三省合计保持在全国1/4左右的水平。在扶贫政策及资金的支持下，西南地区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9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3.67%，贵州、云南为全国增长最快的两个省份，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24%、6.06%，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0倍、1.65倍。

此外，西南各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重点，对于重塑竞争优势，促进各省快速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贵州紧抓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机遇，发展大数据产业；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培育和发展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大健康产业等。

最后，对于南北方发展问题的启示。

近年来南北方经济增速分化及其导致南北方经济总量差距也在扩大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分析其原因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既与我国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布局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相关，也与各地区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以及市场化进程有关，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内在的规律并综合施策。

从近期来看，一方面要继续推动西南地区持续快速发展，一是要继续积极承接国外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和特色资源优势，顺应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的趋势，提升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建设高质量的承接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平台和园区。培育更多能够引领价值链分工的跨区域企业，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内环节，促进西南各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大产业重组整合力度，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西南地区新型工业化水平。二是要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打造西南地区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欧洲的贸易大通道。要充分利用中国同东盟等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机遇，加大西南地区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同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形成以我为主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产网络。三是要扩大对内开放，深化西南地区和东部沿海的产业协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尽快制定并实施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清理废除妨碍要素自由配置、产品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及做法，打通影响西南地区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和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东部对口支援西南地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东部沿海建立产业链合作园区，共同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四是在新的时期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继续释放西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潜力。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升城乡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集群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培育和壮大反映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南北增长差距扩大更多地反映的是以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拉动力的大幅减弱，应加快北方地区重化工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和新价值链的重构。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北方形成了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特点，然而，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缺乏韧性，以至于当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这些地区难以快速适应。随着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投资需求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内涵和所需技术都会发生变化。要进一步挖掘投资和国民储蓄的潜力。解决南北增长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注重对中高端产业的培育，以及加快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升级和新的价值链的构建。对于北方地区，应着力构建重化工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以及价值链重构所需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快速融入全球经济，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的环节仍然处于低端，获益能力仍然较低。从区域角度来看，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环节较短，更多地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直接参与，而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只能通过能源、资源的生产间接参与。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抑制区域差异的扩大，需要深化国内价值链分工，培育更多的能够引领价值链分工的跨区域企业，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让中西部和北方地区能够更加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促进不同区域价值链分工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升级。

 

（来源: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2021-07-25）  

  责任编缉：祁国燕